王順民
近日以來富士康所爆發連續的墜樓自殺案例，已然成為一種隱含著個體、集體與整體的社會事實（holistic social fact），而有其深究探討的必要。
首先，從當事者的個體層次來看，那麼，針對這十數起的自殺案例，自當是其不同生命週期與生命歷程的論述解讀，以此觀之，因應發生自殺悲劇而來的原因探究，這也是善後工作的重點項目之一，畢竟，雖然是無法自外於整個社會，但是，當事者成長社會化過程而來的生命詮釋，的確是有助益於對於自殺原因的進一步釐清。准此，要如何從單一的自殺案例裡，以深究包括自我概念、人格特質、認知態度以及關係網絡等等的心靈結構（mind structure），是否已然產生不同、殊異的概念內含。
其次是個別案例加總而來的集體層次，亦即，不斷出現的自殺事件，在在說明了從自殺案例以演進到自殺潮的從眾行為裡，是否意指著某種的制度失靈現象，就此而言，從富士康本身之管事理人的組織策略到如何因應時代變遷而來的不同管理策略，在在彰顯了該項集體性質的自殺潮，已經是超乎富士康工廠的個別層級，而是直指著某種潛藏的『富士康效應』，像是延長工時但卻是提高薪資的背倒性做法等，而這一點的廓清工程，應該才是檢視該起社會事實的真義所在。誠然，在這裡的關懷旨趣乃是要如何從對於富士康之於『血汗工廠』的道德性指稱，以進一步地深究現代化工廠抑或是職場運作，背後所隱含各種的迷思與弔詭。
事實上，富士康事件所延伸而來之整體層次的論述解讀，也正是要有扣緊資本主義及其生產模式而來的巨視觀照，誠然，從管理主義到後管理主義，背後所指涉的都還是架接在績效至上的產品、產出、產能與產值之市場競爭的生存要件上，因此，在這裡的論述真義要面對的乃是隨著工業化的發展軌跡，以逐步地將生產單位抑或是整個世界經濟，蛻變成為被制度化和建置化的『血汗工廠』。
連帶地，相與對應的策進措施就不全然只是聚焦在提高薪資幅度、改善工作環境等等之於職場福利（occupational welfare）的行為管制界面上，而是需要嚴肅地看待資本主義生產邏輯而來的各項結構管制，畢竟，當勞工及其手上的工作，兩造彼此之間的內在性關係，逐漸地弱化、抽離甚至於是被制度性的剝奪時，那麼，各種迷亂、脫序、疏離以及跳樓行徑，實則都是一種預料之中的發展後果，事實上，當機器無法完全取代人的勞動效能時，但是，勞工卻是被規定要有機器的效率表現之際，各種可能的異化（alienation）行徑，已然都是某種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反撲與抗拒！
總之，富士康員工的自殺潮事件，本身兼具有個體、集體以及整體的多重性意含，換言之，除卻單一員工行徑的個別性解釋外，集體性的心理叢結及其衍生出來的發酵作用，亦點明了數十起的自殺案例，就不單單只是個人性的認知解讀，而是蘊釀於背後的某種的社會力（social force），業已悄悄然地將個別案例以導向某種集體意義的發展趨向；連帶地，富士康的員工跳樓行徑，既是當事人自身、也是單位部門、更是公司組織抑或是生產模式之共患結構而來的共難結局。
准此，要如何避免不幸事件與負面消息，不斷地被渲染報導，此一停損點的設置，當有其轉移注意焦點的必要性，至於，要如何針對人群固定聚集的場域或工廠、學校，以推動必要的保護網絡和運作機制，那麼，富士康的自殺案例，亦彰顯出來現行對於諸如工業社會學、工業社會工作、工業心理諮商等等隱形服務網絡以及集體照顧管理的掉以輕心；再則，是否有可能形成所謂的『富士康效應』，這也是值得後續的觀察課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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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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