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巨威時序已至歲末年終，政府各部門從行政院以降，照例都要對外舉行年終記者會，一方面用以檢討一年來的作為與成效，二方面亦可宣示對來年的新施政構想與政策規劃。據悉陳水扁總統更將於九十年元旦的談話中，針對當前的經濟問題發表重要看法。不過，由於行政院已決定在元月六日與七日兩天，召開「全國經濟會議」，俾能凝聚朝野與社會各方的意見與共識，作為政府擬訂政策與方案的參考。吾人預測，在此會議之前，陳總統的談話內容應該僅會重複宣示其財經政策的基本原則與方向，當不可能出現一些具體的定見或主張。
回顧自新政府上任後這七個月的時間，幾乎每一項財經議題的討論與決策，都必然引發社會的爭執與衝擊。姑且不論最後該項政策是否付諸實施，光是形成決策的過程，便讓整個社會陷入動盪不安的情緒與紛擾，政策的正面成效或助益尚未實現，全體民眾已為此先付出了龐大的成本或代價。兩岸經貿關係，卡在「一中」的意識形態，無法突破；核四停建爭議，尚在大法官的解釋處理中，仍無定論；股價指數重跌，政府祭出的所有措施，根本無效；工時縮減風波，歷經朝野不斷的折衝與協商，終告失敗。短短的半年，台灣社會，尤其是企業界，就遭遇到如此眾多的事件和變局。更重要的是，這些突然的情勢變化在在與企業經營環境與生存的基本條件，息息相關。不但勞動成本劇幅增加，擔心水電供應無法持續與穩定，資本市場籌資功能的緊縮與潰散，再加上投資市場的嚴格限制與規範，對企業界的打擊是多重的且亦是加成的。無怪乎民間投資已近乎停滯，而社會對經濟前景的信心似亦渙然無存。所有這一切的造成，都是政府的錯，也是政府的責任，無庸置疑。
情勢惡化發展至此地步，在野黨有意無意為反而反的立場，自亦須負一部分的責任。然而，執政黨在經驗不足，能力不夠與信心缺乏的情況下，似乎愈來愈有「以拖待變」及「逃避掩飾」的心理趨勢。不但在朝野協商不順時，會喊出類似「有膽嘜過」的挑釁語言，更在上個月主計處停止發布消費者信心指數後，再度拒絕公開經濟部編製的景氣動向指標。朝野政黨的「政治變態」行為，已至棄國家民眾利益福祉於不顧的地步，深值國人警惕與重視。惟在這些客觀因素與機制未改善前，為免景氣持續惡化與衰退下去，政府允宜趕緊採取積極性的財政政策，適度擴大舉債規模，以圖發揮刺激短期景氣的「點火」功能，遏止崩盤危機的發生。
其一，嚴格要求各機關落實預算與方案的執行成效。擴大政府支出固然有帶動景氣的效果，但政府不能一方面要求增加支出，另一方面卻又無法有效率的確實執行預算。例如截至目前為止，還有許多正在進行的公共建設工程遲緩延宕，災區重建工作的進度亦嚴重落後或不符所需，乃至於政府數月前推出的四千五百億元傳統產業紓困貸款方案，實際貸放比率偏低的現象等，都須要政府進一步努力檢討、加強與改善。甚至於有關高鐵ＢＯＴ的投資案，政府站在「合夥人」的立場，亦可適度的關心或協助民間企業在投資進程上的規劃。
其二，爭取「公共債務法」流量舉債上限的適度放寬。我國現行對政府舉債的限制，分為存量（債務餘額）與流量（年度債額）上限兩種。後者的目的乃在規範政府債務的成長速度，更在於避免不負責任的政治人物，過度舉債卻將債務負擔推卸給下一繼任者的弊病。惟在如今經濟景氣不佳的特殊狀況下，權衡利害，似可修改公債法適度賦予行政院二年內比目前百分之十五更高的上限標準，俾使財政支出規模有增加的可能，而又不致於過度傷害政府財務的健全。
其三，以「中長期預算規劃」的理念追求政府財政的平衡。政府預算通常以年度為單位，但若以經濟循環的角度言，則時間的跨越常超過年度的局限。政府若能配合陳總統四年任期的時間，規劃與承諾至最後一年時政府財政必能確保平衡，則其間個別年度的舉債或赤字增加，便能作為刺激景氣的積極性工具，而若經濟復甦，政府收入之增加自能達成或恢復財政平衡的最終目的。此乃一能同時兼顧政府支出經濟性與財務性目標的最佳安排。
綜觀邇來朝野政黨對財經政策的協商與討論，只要不慎被「政治化」後，則必然導致對立抗爭而終無法取得妥協與共識。反之，若能回歸財經專業本質，且在民眾福利的大前提下，亦不是完全沒有合作成功的例子。執政黨在這方面的能力與技巧仍應多加把勁。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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