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公布了「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計畫（十二五）」，內容吸引台灣政商關注，眾人試圖解構這個影響未來國際經濟均衡的施政規畫。但中國大陸十二五規畫，對於台灣的經濟與產業發展，究竟是提供了廣大發展機會，還是帶來更嚴峻的競爭威脅，應予細究深思。
回顧一九五一至一九八○，中共建政第一個三十年，是政治導向的中國，掃除異己重要性壓倒一切。一九八一至二○一○可稱為經濟的中國，成功地讓一部分人富起來。面對未來三十年，官方規畫藍圖是建設社會的中國，溫家寶在兩會前夕，宣布未來五年中國ＧＤＰ平均年成長率訂在百分之七「包容性增長」幅度，充分說明了十二五將是中國推動社會制度與經濟結構轉型的階段性時期。但，脫殼蛻變經常是一個痛苦與排他的過程。
過去三十年，透過經貿密切往來，兩岸不再是獨立發展的兩個系統，成為一個既互補又競爭且互相學習的產業生態。許多重要產業（資訊電子、機械汽車、食品紡織），台灣與大陸共同週旋於美國創意、日本原料與歐亞市場之間，扮演著國際供應鏈垂直分工的緊密夥伴關係。然而，隨著十二五揭櫫的擴展內需政策，大陸本地產業結構，未來勢必走向向前與向後整合的趨勢，而現階段兩岸產業垂直分工之互利均衡，可能於五年內快速打破。當兩岸產業分工條件情勢不再，多數企業被迫選邊站。
我可以大膽預言：未來二十年兩岸貿易依存度與投資逆差可能減少，而產業分工將快速走向水平，取代今天的垂直分工。台灣面對的「大國之鄰」窘境，有如丹麥、瑞士、荷蘭之於過去百年的德國。未來「台灣接單、大陸製造、國際行銷」之營運模式，將逐漸退出主流思維，更多的台籍企業走向市場深度經營策略，致力建構完整服務通路，大量培植大陸本土幹部，甚至決定在當地金融市場直接掛牌上市。
從戒急用忍以降，台灣政府管制企業與資金的流動，但面對跨境無障礙化的全球發展態勢，產業競爭之關鍵能耐，如尖端技術與管理知識，早已可以隨著關鍵人才之移動而遷徙。面對這種化整為零的區域移動，傳統的國家管制機器完全失效。更坦白說，三十年來台灣與韓國在資訊、半導體產業之崛起，關鍵成功要素之一，即是來自美籍華（韓）人與日本退休資深人力之大量移動。未來中國大陸在十二五期間，陸續激發的龐大科技創新與市場應用規模，對於台灣與海外企業優秀白領，將具備致命之吸引力。未來台灣資深中產階級大量移居大陸，或往來於兩岸，約已可見。
許多人將此一可慮的發展情勢，歸諸於兩岸交流政策的放寬，殊不知環境比較優勢是因，人才資金流動是果，建構政治壁壘並不能降低兩地資源價值之相對水位。但政治工作者卻經常倒果為因，為自己意識形態之正當性辯護，爭取不具完整資訊之基層選票。但歷史為不可逆之機遇，爭辯何用？現階段台灣經濟與社會發展，對外招才，其實遠比招商更為關鍵，倘若政府持續本末倒置處理，必將事倍而功半。
十二五的基調，說明了中國將嘗試致力於經濟與社會發展模式的轉變。先不論這樣的轉型可能造成的經濟與社會動盪風險，中國大陸發展遊戲規則的本質變更，大多數台灣企業與政府財經、兩岸、國安部門，是不是已經充分理解與準備，我們未來的兩岸產業政策，能不能不戰而屈人之兵，考驗著政府、國會、朝野、智庫四方面的智慧。
二十年前，海峽兩岸的產業實力如同「幼虎、成貓」，台商企業曾經悠游虎穴，擁享全球物美價廉的生產要素，不亦樂乎。但如今經濟均衡之客觀態勢已然轉變，昔日幼虎茁壯成中虎，將與老貓競食。調適過程中，眼光膽識會不會成為台灣的策略死穴？當經濟出海口被政治意識潛規則所全數固封之時，時間將是最殘酷的終結裁判。
（本文刊載於2011年4月1日中國時報） （本文謹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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