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肇洋每年此刻，鳳凰花開、驪歌高唱，又將有數以萬計的青年學子步出校門、邁入社會。依據最近國內民間人力銀行針對這些青年學子未來工作所關心的問題進行調查顯示，其所面對的壓力並非僅有就業機會的多寡，而是包括薪資之高低、職能之成長、發展之前景等環境挑戰。
從這些年輕族群對於未來工作壓力的抒發，雖我們可以理解其表面上所存在的「看不到未來」的愁苦，以及「解不開未來」之鬱悶，但其背後似乎亦反映出，由於近年國內投資成長力道不足，加上技術層次偏低，使得經濟成長下降、產業結構升級轉型遲緩，導致就業機會減少、薪資成長停滯。
無庸置疑，台灣受到國土幅員偏小、自然資源缺乏、市場規模不大等先天條件不足限制之下，若要促進經濟持續成長，除擴大內需消費外，則需透過出口市場不斷延伸，帶來投資增加，進而推動產業結構升級轉型，已成為國家生存發展的不二法門。
其實，自1990年代初期起，歷任閣揆及相關部會首長無不戮力進行招商引資，推動台灣產業結構升級轉型，從早期的「亞太營運中心」、「六年國建」、「大溫暖大投資」、「兩兆雙星」，至近年之「三業四化」、「三主軸四策略」，其政策方向與實施內容均都符合時代需求。然而，二十餘年以來卻是乏善可陳，尤其中國大陸經濟崛起之後，台灣資金、技術大舉西進，除讓國內投資呈現脆弱化困境外，更加讓產業陷入空洞化危機。
儘管投資成長是台灣推動產業結構升級轉型的冀望所在，惟因目前國際經濟渾沌不明，加上國內景氣復甦遲緩，占投資比重最多的民間投資在近年中已累積許多的實質存貨，難以期待民間提高投資意願。在此，若以過去台灣民間投資行為加以實證分析顯示，民間投資行為與投資加速之原理最為吻合；也就是說，投資是景氣的落後指標，投資的多寡得視經濟成長之高低決定。不過，無法忽略的是，長期以來投資對台灣產業的相對貢獻，並非支持帶動創新層次的供給，而是較偏向為滿足國際市場之需求。
換句話說，在全球景氣存在詭譎多變情形下，若要透過民間投資盲目衝刺，達到改善產業結構，不僅可能產生事倍功半效果，甚至可能造成短期產能更加嚴重過剩現象。尤其在目前國內生產設備大多依賴進口下，如果擴充高產能的固定資產投資，其投資效果是反映在國外的生產設備廠商上；相對而言，若增加高品質的固定資產投資，則反而可以直接推動台灣產業結構升級轉型，亦即此刻我們對促進投資方向之選擇在於質不在量。
在此同時，檢視主要國家面對近年全球產業發展變遷所採取的策略，例如：美國推動「再工業化」政策、德國展開「第四次工業化」革命、日本與南韓聚焦跨領域新應用市場開發；中國大陸則是持續發展自主創新與進口替代政策等，均是因應國際潮流變化，透過「投資升級」規劃高端製造、服務相關產業發展，藉以推動產業結構轉型。
平心而論，面對目前國內投資成長力道不足之下，我們需要透過各項政策工具，藉以提高民間投資意願。雖採取租稅優惠是最為便宜的措施，但在獎勵思維上，並非採取以擴大產能投資為方向，而是選擇以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因應下一階段競爭投資為核心。
很顯然地，未來在採取租稅獎勵策略上必須與時俱進，除重視其投資量的增加外，更加需要誘導其投資朝向「質」的升級轉型，例如：配合設備國產促進進口替代、加強研發增加無形固定資產比例、發展跨領域整合性產業、深耕產業技術能量等，這些是政府推動製造業服務化、服務業科技化與國際化、傳產業特色化等「三業四化」產業政策成功與否的基礎！亦即唯有投資升級，始能讓台灣的產業結構早日脫胎換骨。
(本文刊載於2014年6月25日工商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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