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展旭
為解決監獄超收人滿為患的問題，有立委提案修法，降低《刑法》的假釋門檻，對於初犯及再犯率低的犯罪，只要執行刑期逾三分之一，即可申請假釋。然而此議一出，卻遭網友痛批「台灣將成犯罪天堂」，法務部也持保留態度，表示假釋不能只看「監獄擁擠」的問題，應該同時考量配套措施。
監所人犯嚴重超額收容，早已不是新聞。依據法務部統計，自88 年起，矯正機關核定收容額逐年增加，平均核定收容人數約為5萬多人，但總收容人數卻超過核定數，自94年底突破6萬人後（除96年7月辦理罪犯減刑至年底為53,695人)，收容人數即節節升高。
目前監所核定收容額為5萬6千多人，但實際收容人數竟高達6萬1千多人，超收約5千多人，超收率達百分之七點七。尤有甚者，監獄超收問題不僅是國家內政問題，更嚴重影響國家形象與國際觀感，美國國務院發表的各國人權報告書，即曾針砭我國監所擁擠問題，對獄政管理人權狀況亦抱持負面評價，解決監獄超收問題實已刻不容緩。
扭曲的刑事政策，改善獄政標本兼失
監獄是以執行確定刑事判決之徒刑及拘役為目的，然除了拘禁人犯之外，並應負有矯正教化的功能，必須維護與尊重受刑人的人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7 條前段明定：「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予以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
監獄嚴重超額收容，除導致監舍及設備不敷使用外，戒護教化亦出現人力不足的情形，從而僅能偏重執行戒護、房舍維護等低度的管理事項，根本無法妥善輔導解決受刑人需求與教化等問題，例如醫療、生活基本空間、心理及出獄的就業等。以監獄收容擁擠之現況，確實嚴重剝奪收容人服刑之基本權益，明顯悖離國際人權規範之要求。
解決監獄超額收容的對策，不外乎增建監獄及減少收容人兩種方式。增建監獄除須面臨用地取得不易、周遭居民反對等問題之外，由於興建時程曠日廢時，有時卻緩不濟急。至於減少收容人，應可朝善用「猶豫制度」方向思考，例如緩起訴、附條件緩刑及易服社會勞動等等。
假釋固然屬於刑罰「轉向處分」的方式之一，也有助於疏解監獄人滿為患的困境，然而必須考量假釋後的處遇措施是否完備，同時假釋條件也必須合理適當，否則假釋門檻過低，不僅無法發揮刑罰原本負有矯治教化罪犯的功能，監獄懲惡教化的功能，假釋後保護管束等輔導措施不足，也極易造成再犯率升高。
因此，單純藉由假釋來減緩監獄收容人數壓力，實是本末倒置的作法，這也是為何法務部對於立委提案，抱持保留態度的原因。尤其是將降低假釋門檻及減刑等赦免措施，作為解決監獄爆滿的對策，在欠缺相應的配套指的情形下，幾乎形同監獄放人的縱囚行為。雖然短期內可以疏解監獄的人口壓力，但隨著再犯率升高，人犯又陸續回籠，監獄人滿故態復萌，更嚴重影響社會治安。
矯正機關公信力蕩然無存，加深民眾疑慮
此外，依《刑法》第77條第1項規定：「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悔實據者，無期徒刑逾二十五年，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累犯逾三分之二，由監獄報請法務部，得許假釋出獄」。由此觀之，服刑門檻只是假釋的最低標準，矯正機關應該審視受刑人獄中表現是符合「悛悔實據」的實質要件，才能准予假釋。因此，縱使假釋門檻降低，如果矯正機關可以依法從嚴審核假釋，倒也不至於發生輕縱犯人的問題。
然而法務部及相關矯正機關的執法態度，卻是令人不敢恭維。君不見陳水扁保外就醫後的種種脫法行為，法務部及相關矯正機關束手無策的放任，以及對於爭議的貪污法官，竟可以火速通過假釋。倘若政府執法心態如此，又怎能期待假釋條件放寬後，可以負起嚴格把關的責任？一旦假釋門檻修法降低，無異就是輕放人犯的赦免令！
解決監獄受刑人超收問題的治標作法，主要可從增加收容處所、機動移監均衡區域收容，以及調整刑事政策等三方面著手。然而正本清源之道，還是應該減少犯罪的發生做起，如果僅是「放人」了事，也只是徒勞無功。
（本文刊登於107.04.17 yahoo論壇政事觀察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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