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肇洋
8月上旬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迄今餘波盪漾。中國大陸認為該行嚴重違反了一中原則及侵犯主權，因此劃定台灣周邊海域6個地區，對台進行軍事演習，而該6個地區皆為台灣維持對外往來，特別是煤、原油與天然氣等能源輸入的重要航道及港口，能源安全議題再度成為各界關心的焦點。
此次中國大陸對台進行軍演，讓過去以來推動的「非核家園」能源政策，包括再生能源發電占比20%、燃氣50%、燃煤30%目標，所呈現出來的脆弱性或風險性暴露無遺。其實，在此之前，不論是歷年「全國工業總會」所公布的產業白皮書，或是近年「在台美國商會」所發表的白皮書無不指出，他們對台灣現行的能源政策，尤其是電力的供給安全極為擔憂。
淨零排放為全球追求目標
2021年11月，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6次締約方高峰會議(COP26)在英國格拉斯哥舉行的同時，全球接近50國承諾，2050年將達成「淨零排放(Net-zero emission)」的目標，建議必須將核子發電納入其能源政策的一環。
依筆者看，不論是贊成核電持續運轉以避免陷入缺電危機，並達到減少排碳降低空污的論述，或反對核電持續運轉，充分利用再生能源，加速落實「非核家園」的訴求，皆言之有道、論之有理；卻忽略了將核心聚焦於台灣如何在既有的環境及條件下，找到最合適的能源配比，並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
台灣受到地狹人稠、資源貧乏等先天條件的限制，勢必影響能源政策轉型發展的空間。政府為了落實「非核」政策轉型，將能源配比完全集中於再生能源、燃氣、燃煤發電，完全忽略了在推動發展這些項目的過程中，除了必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之外，更應重視其所涉及的土地、運輸、儲存、天候、海象等環境因素的風險。
先天限制難以落實非核
先從太陽發電來說，由於台灣幅員狹小、土地不多，根本難以提供較大型面積的冗餘空間作為太陽能的發電場域；尤其在夜晚、陰天或陽光輻射不足下，根本無法進行發電，更加降低其使用效率。從各國經驗顯示，一般不太可能完全利用太陽能作為基載發電；此外，使用如此之大面積電板，如果未來其後續回收廢棄器材無法妥善處理，反將造成更嚴重的環保問題。
再就風力發電而言，台灣發展「陸域」風力發電以來，除了涉及低頻噪音問題之外，最為關鍵的因素是，在一年中可以透過風力發電的天候低於120天，其容量比率僅有30%。雖目前政府利用全球主要「離岸」風電廠商來台投資的機會，促進技術生根發展離岸風電政策，在一年中透過風力發電的天候或許可以高於120天，但估計其容量比率僅有40%左右。亦即不論陸域，或離岸海域推動風力發電，仍需要克服噪音及天候限制。
再者，天然氣(LNG)發電方面，台灣缺乏自產天然氣，必須透過進口，經由接收站供應，不論是進口所存在的國際因素，或是在興建LNG接收站時不易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都會提高電廠投資的風險。例如：台塑公司曾經規劃在麥寮南邊公用碼頭設置LNG接收站，由於與碼頭原始核准的用途不同，造成擱置；台灣中油公司已通過環評審查在大潭興建LNG接收站，但受到環保人士的不斷抗議，被迫研擬替代方案，導致興建進度延宕。
此外，燃煤發電方面，目前燃煤電廠已達到超臨界機組的地步，其技術進步頗快，卻無法否認，燃煤發電所形成的增加空污，是PM2.5的重要來源之一。雖燃煤發電具有供應穩定、價格低廉的優勢，但若比較燃煤發電與燃氣發電的排碳，一噸燃氣發電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是一噸燃煤發電的約60%，以溫室氣體減量排放的立場加以評估，顯示燃煤的排碳相對較高，與全球正在推動的「淨零排放」目標背道而馳。
採最適配比降低能源風險
回顧19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在衝擊全球經濟的同時，許多先進國家依據其所具有的環境條件，開始調整能源結構，除提高既有水力、燃煤、核能等能源發電效率外，也透過最合適的能源配比規劃積極發展，包括：天然氣、太陽能、風力、地熱、潮汐等多元能源發電，以降低能源的風險。另一方面，從此次俄烏戰爭造成的能源衝擊中可發現，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前提考量下，先進國家並未排除核能作為基載發電。
很顯然地，台灣推動再生能源發電取代核能發電，其實存在著先天的困難，加上進口燃氣發電，更極易受到地緣因素、戰爭等國際因素的影響。因此，在能源政策的選擇上，與其淪為民粹盲目追求「非核」的夢幻願景，不如務實地評估在既有的環境條件下，借鏡先進國家的經驗，重新規劃包括燃煤、核能等發電在內的最適合能源配比，採取循序漸進的發展，以建立能源安全，也能確保經濟持續成長。
(本文刊於2022年9月1日觀察月刊第1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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