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大陸區域整合的需求
中國在1979年開始進行經濟體制的改革和開放。經過二十年的努力，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之際，無論是本身的經濟力量，或是參與國際間的經濟交流，都已經具有巨大的實力。快速的成長讓中國的經濟規模（國內生產毛額GDP）由1980年的3,015億美元，提高到2008年的42,220億美元；人均國內生產毛額也由1980年的306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3,155美元。在國際貿易上，中國的出口成長更為快速。貿易出口額由1978年的97億美元，成長到2008年的14,650億美元，超越日本和美國，成為全球僅次於德國的第二大國。
然而，全球各國針對中國出口發動的反傾銷調查案件也節節升高。依據世界貿易組織的統計，從1995年初到2008年6月底，中國被世貿會員體提出的反傾銷案件共達到640件，高居全部世貿案件3,305件的19.4%，遠遠超過居後的韓國（247件）、美國（183件）、中華台北（182件）、日本（142件）、印尼（140件）、印度（133件）、泰國（136件）、俄羅斯（107件）等超過一百件的會員體。
依照年度統計的世貿組織反傾銷調查案件，其1995至2007年的件數如右：157、225、243、257、356、292、366、312、232、214、200、202、164，2008上半年則為85件。案件高峰是在1999 ~ 2001年期間，中國受到的反傾銷調查也年年提昇；因此以出口為發展策略的中國，無可避免地必須正面迎戰各國對其提出的各種貿易挑戰 － 在1990年代尋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01年成功加入世貿組織之後，立刻急切地加入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熱潮，這是極其自然的發展；特別是在世貿組織杜哈回合談判受挫，各國更狂熱地簽署區域貿易協定的大環境之下。
二、中國大陸亞太區域整合的策略
在上述背景之下，中國除了參與多邊的世貿組織之外，也努力以區域性的經濟整合來獲得公平的貿易待遇。中國首先在2001年四月加入了擁有五個會員的「曼谷協定」（2006年起改為亞太貿易協定），作為它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暖身。而從2003年迄今，中國已經分別和八個經濟體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它們分別是：香港（2003.6）、澳門（2003.10）、東協（2004. 1）、智利（2005.11）、巴基斯坦（2006.11）、紐西蘭（2008.4）、新加坡（2008.10）和秘魯（2009.4）。 這些簽署對象基本上都是亞洲和太平洋國家，但是分佈的區域極廣，如智利和秘魯位於太平洋東岸的南美洲，紐西蘭是在太平洋的南緣，而東協、巴基斯坦和新加坡則都是亞洲國家，香港和澳門更是中國本身所屬的個別關稅領域。在其中，智利、秘魯、紐西蘭、新加坡、香港都屬於APEC成員，而東協中的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律賓等五國也是APEC成員，可以看出中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對象，是以APEC成員為主。
觀察中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對象，是有其政治、經濟和資源等策略性的考量，大體上是遵循著下面幾個脈絡來簽署的：
（一）落實「一國兩制」的政治需要
這主要涉及和香港、澳門所簽署的貿易協定。在2003年春的SARS期間，香港和澳門的經濟陷入困境；為了協助港澳迅速脫離經濟困窘，樹立「一國兩制」的優良典範，中國在香港的要求下迅速完成了「關於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的簽署，並隨即將此「安排」完整地提供給澳門，加上隨即開放了部分城市居民的「個人遊」，的確挽救了當時低迷不振的港澳經濟，提升了港澳對祖國的向心力，也對台灣的「回歸祖國」做出了良好的示範，有助於中國的兩岸統一大業。因此，中國和香港、澳門的自由貿易協定，是政治意義遠大於經濟意義的協定。
（二）由近到遠、先易後難、資源優先
除了屬於局部性優惠貿易安排的「曼谷協定」以外，中國最早的自由貿易談判，可說是和東協開始的。東協包括十個國家，在地理位置上是中國的南鄰，在相互貿易和投資上也是中國極為重要的對象；加上東協除了新加坡屬於富裕經濟體以外，基本上是以開發中經濟為主，和中國的經濟發展階段相符。因此，無論是從地理位置上的鄰近性，或是簽署後產業調適的難易性而言，東協做為中國在港澳之外第一個簽署貿易協定的對象，都是相當自然的選擇，是中國採用「由近到遠、先易後難」原則的一個最佳範例。
而其後的巴基斯坦、紐西蘭、新加坡、秘魯，基本上也都遵循了這樣的模式。巴基斯坦是中國南方的重要盟邦，是中國牽制印度的重要戰略伙伴，在政治上自然是優先的選擇。紐西蘭、新加坡都是先進的經濟體，在體質上和中國迴異，在談判過程中都會遭遇困難；但由於經濟規模較小，可以做為中國未來和韓國、日本、美國等大型富裕國家簽署協定之前的「試點」。另外，智利和秘魯都是礦藏資源豐富的國家，在中國極力擴張資源供應來滿足其經濟發展所需的今日，也成為簽署協議的優先選擇。事實上，目前中國和中東的海灣合作理事會、南部非洲關稅同盟、澳大利亞、挪威等經濟體正在談判自由貿易，看來也是基於礦物等資源需求的考量。正在談判的還有冰島和哥斯大黎加，冰島雖然是金融海嘯衝擊嚴重的國家，但基本上還是一個高度發展的國家，符合上述小型先進經濟體的要求，可以及早累積和先進經濟體自由貿易的經驗。哥斯大黎加位處中美，是中國外交上在中美洲的突破點，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具有重大政經意義；妥善運用還可以成為爭取台灣中美洲邦交國的橋頭堡。
目前中國也和韓國及印度進行雙方共同研究，這是正式談判自由貿易協定的必經步驟，通常結束之後就會進入正式談判。因此，可以預期韓國和印度可能在兩三年內就會和中國完成自由貿易談判。韓國是中國重要的貿易伙伴，其重要性超過任何一個已經和中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對象，而由於其經濟規模和發展程度還在中國可以承受的範圍之內，仍然符合「由近到遠，先易後難」的原則，順利成為中國的對象之一。印度也是一個大國，和印度簽署的話，在更密切的經濟交往之下，可以緩和印度對中國的敵意，讓中國有更友善的國際政經環境，有助於中國的「和平崛起」。
至於和中國貿易量最大的美國、日本和歐盟，迄今還沒有被選為中國自由貿易談判的對象，顯然中國在經濟發展還沒有達到相當程度之前，並不準備和這些大型的富裕經濟體簽署協定，以免遭到過大的經濟衝擊。顯然，中國對於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對象的選擇，有其先後次序上極為謹慎的挑選，符合上述的基本原則。
三、對台灣經濟的影響
無論如何，如果中國完成了和澳大利亞、韓國、印度等國的談判簽署之後，在整個亞太地區的西岸周邊，可說除了日本以外，主要經濟體大概都和中國自由貿易了。身為全球最大「成長極」的中國，在和周邊的亞太國家基本完成了自由貿易之後，加上本身關稅率仍然不低的情況下，當然會對台灣的出口貿易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因為台灣對於這個巨大的出口市場，將面臨來自這些周邊國家免除關稅下的強烈競爭力。
此外，台灣對於這些周邊國家的出口貿易，也會面對來自中國出口的免關稅競爭，加上東協國家相互之間已經是免除關稅的自由貿易區，日本也已經對東協中的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泰國和汶萊等六個舊東協國家分別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另外和韓國、澳大利亞、印度、越南和東協的協定也正在談判之中；加上韓國和新加坡、美國也已經簽署協定，另外韓國和東協、印度、加拿大的協定正在談判之中，和歐盟的協定已經基本上完成；而新加坡更已經和美國、澳大利亞、韓國、印度、中國等十五個對象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台灣受到的出口貿易擠壓極為嚴重。
而在中國的政治壓力之下，亞洲各國都不敢單獨和台灣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使得台灣以貿易協定突破中國「經濟封鎖」的機會相當渺茫。說得更難堪些，台灣已淪為東亞的「貿易孤兒」並不為過。這些發展和台灣近年來的貿易表現，在世界銀行的統計評比中逐年下滑，應該有相當重要的關聯。
這樣的發展不僅衝擊到台灣的出口而已，也影響到國內本身以及來自海外的投資，讓台灣本身的投資停滯，而來自海外的直接投資也增幅緩慢，因為在台灣進行國際競爭已經處於明顯的劣勢。這種投資面的不利影響，其實在2002年冬中國和東協簽署「框架協議」之後就已經發生，台灣由當年累積到2006年的外來投資增量，在這個地區幾乎是敬陪末座！
在出口貿易受到限制，國內外投資成長都呈現停滯的狀態下，台灣的經濟成長要維持過去長期的優良表現，當然是越來越困難。這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釋為何台灣近年來的經濟成長表現無法像過去一般，在四小龍之中名列前茅。但是這種原因相當微妙，一般人都無法理解。
四、台灣的因應之道
這樣的不利發展，當然是來自於在過去兩岸的對峙環境下，北京對台灣的國際打壓，讓台灣在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上無法獲得突破。中國大陸企圖用外交和經濟的封鎖，讓台灣不僅在國際政治上窒息，也在經濟發展上嚴重遲滯，在內外交迫之下，轉向接受兩岸統一。
這種戰略收到了效果，台灣選民在2008年的總統大選中放棄了民進黨，主要原因就是國內經濟表現不佳，而政治外交上又無法突破（也許再加上貪腐）。目前的馬政府的確是在往中國靠近，在野勢力批評其「傾中」並非完全無理。
然而，如果台灣人民無法接受經濟遲滯不前的狀況，又想在政治外交上有所突破，則馬政府被視為「傾中」的「活路外交」和「兩岸經貿正常化」還是無法逃避的選擇。以迄今為止的幾份民調看來，民眾大體上可以接受這些新的嘗試的。因此，台灣的因應之道，是可以繼續目前的基調，來尋求台灣經濟的生機。
在這種基調改變下，首要的步驟就是盡快和中國大陸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不管名稱為何）。但為了在明年（2010）年元旦之前為石化、機械、汽車零組件等產業解除「東協和中國」自由貿易協定完全生效下的不利衝擊，必須盡快和北京簽署在簽署一般性的自由貿易協定之前，先簽署一個過渡性的「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利用它來涵蓋一個「早期收穫計畫」，將這些緊急產業的兩岸貿易即時免除關稅，才能消除即將到來的嚴重貿易威脅。完成之後，再於後續的兩岸諮商中，儘速談判出一個完整的自由貿易協定，名稱也許就是原先提出的「兩岸綜合經濟合作協議」(CECA)。只要兩岸的自由貿易協定完成生效，上述的經濟威脅將可以逐步解除。然而，充分的國內說明和溝通，以及急迫的產業和勞工配套措施，都必須盡快進行和公布，來化解反對的聲浪，也避免被在野勢力利用此議提來進行政爭。
其次，為了避免在「傾中」的發展下，被北京框在中國的架構內而無法突圍，台灣應該在這個「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中，提出一個一般性的「解套」條文；例如「雙方皆樂見對方以世貿組織架構或彼此同意的名稱，和其他經濟體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如果無法在此項條文獲得突破，可以透過國共平台或其他非正式管道，要求中共最高層介入，並不惜讓框架協議破局，以逼迫北京讓步。
由於北京視兩岸統一為最高目標，兩岸一切發展只要有利於這項目標者，必然會優先考量，因此，為台灣的生存之道，以ECFA的成敗為籌碼，來突破全面性的自由貿易協定進展，是台灣值得嘗試的手段。經濟發展是台灣生存的命脈，外交發展可以容忍被北京掐著脖子，但對外的貿易協定如果每一步都被北京控制，則台灣的未來堪慮。既然是經濟性的協議，而且也已經讓步到「彼此同意的名稱」，顯然不會踩到北京的「紅線」，必須堅持到底。
其三，在完成和中國簽署「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的同時，政府也必須仔細研究貿易自由化之下對產業的各種衝擊，並提出各種適當的方案，協助弱勢產業和勞工度過困難的調適期。這些方案包括一個大型的「產業發展基金」，協助發展各種產業的研發中心；擴大現有的「農業發展基金」，投資於農業創新和推廣，使成為有競爭力的農業；協助未來必須轉業的勞工獲得其他產業的生產技術。並且要積極和在野勢力溝通，以化解阻力、增加助力。
只要在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上能夠有所突破，加上其他的適當努力，台灣經濟將可以獲得持續性發展，並自由選擇未來兩岸整合的模式，是朝向台灣最好的方向發展，而這可能也是對全中國人最有利的結果。北京必須有耐心、更努力進行經濟以外的民主發展來爭取台灣：而台灣也要有高度智慧，在關鍵的時刻做出適當的對策！
（本文發表於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政策報告 No 980009－金融海嘯下的亞洲、中國大陸與台灣，98年6月份）
杜震華
王順民
劉新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