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奕琦
201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班納吉與杜芙洛兩位夫妻檔，以及美國哈佛大學克雷默教授，3位得主共獲桂冠殊榮，表彰他們在發展經濟學上的實證突破和政策評估研究，提出降低全球社會貧窮的新方法及如何才能讓政策更具有效力。
經濟發展追求成長固然重要，但消除貧窮與所得不均更是維持永續與穩定成長的要件。理論上，醫療與教育的人力資本投資，不僅可促進一國長期的經濟成長與發展，對個人而言更可提升其生產力與所得，達到消除貧窮與促進社會階級的流動。但實務上該如何做？實證上如何區別不同政策效力並提出量化上的具體差異，就顯得非常重要。
這3位得獎學者採用隨機實驗控制的研究方法，比較參考組與實驗組的不同表現推算得到不同政策的效力差異；做法上更將研究的問題聚焦縮小範圍與採用小群體樣本，利用醫療與教育落後的開發中國家的偏鄉地區進行田野調查，評估不同的政策效力。
他們的研究發現，多僱用一個臨時教師要比採用小班制教學更能有效提升教育品質；多上一天課或增加課程教材，並不會提高學生平均的學習成績，只會提高能力強的學生的考試分數；如果學生考試成績好就給予教師獎勵的誘因，並不會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反而造成老師為考試而教，並不能真正增加學生的學習。窮人對於預防性醫療的產品具有非常高的價格彈性，故免費提供或補貼醫療預防的產品更能夠促進窮人的醫療投資。總之，增加教育或醫療資源並不必然提高教育或醫療品質的效果。
另外，微型金融則能夠創造更多的企業創業者，而增加一位女性的主管或教師的就業，將可大幅提高決策的品質與效力等的結果。
人力資本尤其是醫療保健及教育的投資，彼此間有非常高的關聯性與互補性。例如，醫療保健降低死亡率和延長預期壽命，將延長教育投資的效益；健康的身體會提升學習的效率，教育提高也會更有效地利用醫療資源提升健康。醫療保健應著重在疾病的預防重於治療，以及強化預防性醫療的誘因，才能達到高成本效益。
台灣的教改實行多年，政策上多只著重在改變篩選學生的制度設計，而忽略了本質上的政策機轉如何影響個人的選擇與表現，從而效果不彰。3位得獎者的小規模實驗研究取向與評估方法，值得公共政策的擬定者與執行者深思。
（本文刊載於2019年10月16日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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