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蘇內閣甫上路即遭遇到我國政府財政最為艱困的局面,中央政府債務餘額占國民生產毛額的比重已高達百分之三十五點六。誠如副院長蔡英文所言,未來政院不可能再提出很多新的財經政策,因為必須要考量政府財務困窘的狀況,對現有財經政策的優先順序重作檢視與規畫。這表示近幾年政府財政的持續惡化,已嚴重影響到施政的能力與作為,更遑論造成施政項目間的相互排擠。尤有甚者,由於預算的限制與僵化,致使政府為刺激經濟景氣而採行的總體經濟政策,所能產生的成效亦大打折扣。在這種情況下,傳統的增加政府支出或擴大減免稅政策,已無法正常產生功能,更來不及為經濟的低迷脫困。政府惟有儘速進行稅改,讓財政得以休養生息,早日恢復元氣與穩健的體質,才能進一步創造及挹注經濟長遠發展的力道。此時,我們對於經濟發展與財政改革目標的達成,重要的是做出輕重與先後的取捨決定,千萬不可因惑於兼而得之的想法而踟躕不前,延宕改革的推動。
其次,我們一再強調政府舉債本身無罪,令人擔憂的乃是政府有無還錢的能力以及用錢是否合乎成本效益。近幾年,看到國民所得會計帳上政府儲蓄竟然是負的,表示政府經常性支出已大於經常性收入,此不但違反預算法的規定,更表示政府部分舉債用途之不當,值得深切警惕。呂部長除了須了解目前政府的財政收支、赤字與債務餘額等一般資料之外,更須要花時間與功夫去閱讀一些比較深入的分析報告。根據最新的世代會計方法(Intergenerational accounting)估算,我國目前的政府支出結構與租稅制度設計,已明顯呈現偏向討好目前世代的傾向。換言之,站在跨世代財政負擔平衡的角度,目前世代淨稅負的減輕以及政府債務餘額的擴大,其實都將加重未來子孫的淨稅負。這幾年,我國跨世代的財政失衡現象亦正在逐漸的增加與惡化中,這是另一種一直未被重視的社會「不公平」。加強對這種新觀念的了解,當能協助呂部長更精準的體認稅改的優先性與重要性。
再者,這次新內閣改組不只財長易人,經濟部長亦由原台電董事長黃營杉升任。許多高科技業者趁此機會安排與財經二位新手部長見面,據悉主要的訴求將是爭取未分配盈餘加徵百分之十的取消以及遺產贈與稅的廢除,期待政府以此二者作為實施最低稅負制後的「配套」措施。其實,高科技業者的這些訴求,在討論最低稅負制之時即已不斷提出,惟並未被社會輿論與民意代表所接受,終未得逞。這次捲土重來,新經長已表明,站在經濟部立場,就是要「挺企業」,可見財經二部馬上又要再次面對稅改的爭議話題。呂部長如果一開始在觀念上即主動將「經濟」因素置入稅改的考量中,則未來在與經濟部或企業界協調或溝通時,必將更難以堅持稅制公平的立場來抵擋龐大的利益壓力。其實,就算是在稅改中須考慮經濟發展與社會公平二者間的平衡,它也不應是財政部主動需要攬在身上的職責,行政院自會作最後的裁量與判斷,財政部實用不著「越俎代庖」,反而自綁改革的手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