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巨威行政院賦稅改革委員會（賦改會）即將結束，日前開會針對資本利得課稅的研究報告做出最後決議，短期內不論個人或企業都維持在最低稅負制下免稅，中長期則研議對企業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初期並考慮給予企業有放棄免稅的選擇權利。換言之，政府在短期內不會對證券交易所得課稅有任何改革，尤有甚者，更明確表示即使未來亦只可能對企業復徵課稅而已，個人部分將永遠維持現制免稅。雖然我們原先本就不再對賦改會抱存任何期待，但看到這項決議出爐，我們仍然深感遺憾。
我們當然知道證券交易所得課稅問題在台灣社會的敏感性，尤其是民國78年那次復徵所造成的「夢魘」。但是，社會必須進步，不良的制度必須改革，我們不能一直讓自己生活在錯誤的恐懼中。姑且不論證券交易所得免稅每年造成政府的稅收損失將近400億元，更嚴重的是，由於證券交易所得的免稅，導致不同所得種類間的課稅不公，進而發展出許多變相扭曲的逃漏稅行為，最後更因此而加遽了社會所得分配的惡化，重創了我國稅制的健全性。我們知道處理這個問題的確相當棘手，但這也正是我們對賦改會期待特別高的原因。既然是久久才一次的改革，所做的事當然就應與經常性的枝節檢討不同，不但所討論的議題要重大，所思考的格局要寬廣，所做出的決定要突破，更重要的是，所看到的利益要深遠。而所有這一切都要建立在對問題的正確認知之上。行政院副院長朱立倫日前在對外說明時，批判外界對證券交易所得課稅問題的瞭解不足，他強調我國的證券交易稅中其實已經包括所得稅在內，言下之意，我國現在並不是沒有課徵證所稅，而是以證交稅的形式代之。朱副院長此言差矣，如果能稍具租稅學理，再加檢視一下歷史，朱副院長就會發現他已犯了嚴重的認知錯誤。
租稅理論告訴我們，交易稅與所得稅乃係課稅目的與意義截然不同的兩種稅目。前者為針對交易行為課稅，不論盈虧，後者則是以獲利為前提，有盈才課，有虧可抵。由於交易稅係構成交易成本，是故政府課稅過高，容易妨礙正常交易的進行，但同時卻也可能產生抑制短期投機的效果。至於所得稅的課稅效果則是稅後分配的減少，而非交易成本的增加。換言之，所得稅（交易稅）的課徵目的與功能完全無法由交易稅（所得稅）來取代。政府課稅非只是為了租稅收入而已，透過不同稅目功能的適當組合與搭配，方能有效達成政府整體施政的效益。如果證所稅可以由證交稅取代，那麼，如果將營業稅稅率提高，是否所得稅就可以廢除？
其次，回顧我們的課稅沿革，不論是證券交易所得稅或證券交易稅，都曾經課課停停多次，但兩者之間的變化，並無一定的替代關係。民國54年之前我國的證券交易所得為非稅所得，故不課稅，而此期間證交稅亦停徵。民國54年至62年，雖然將證券交易所得納入課稅，但只針對營利事業，個人實際並未開徵，此期間內證交稅課徵了一段時間（54年至60年），稅率1.5，但60年至61年又停徵。民國62年至64年我國真正第一次全面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此期間的證交稅則恢復按1.5課徵。民國65年至73年證券交易所得再度停徵期間，證交稅則從停徵（65年至66年），到稅率1.5（67年），後又調高至3（67年至74年），共歷經了三個不同的階段。民國74年至77年期間，證券交易所得只針對未上市課稅，但一開始證交稅先停徵（74年至75年），隨後又改按3課稅。直至民國78年重新全面恢復課徵證所稅時，才將證交稅稅率又降回1.5。但緊接著而來的股市狂跌風暴，逼使得政府決定從民國79年開始再度停徵證所稅，同時更以將證所稅併入證交稅課徵之理由，將證交稅稅率提高為6，硬將性質相異的所得稅與交易稅混在一起。但民國82年，立法院又修法把證交稅降回至民國78年恢復課徵證所稅之前的3。從此之後，證所稅未曾再復徵，而證交稅率亦未再改變。民國95年實施最低稅負制，這只能算是證券交易所得的「例外」課稅措施，影響層面不大。
由上可知，我國證所稅與證交稅二者間向來並無任何替代關係，直到民國78年為恢復證所稅課徵而用證交稅調降至1.5當作配套，才將二稅做了政策上的掛勾。換言之，如果證所稅決定停徵，證交稅原來的「正常」水準應該是3。因此，民國79年雖一度因證所稅停徵而將證交稅率提高到6，其中似乎隱含了朱副院長所謂的「所得稅」在內，但這種情況也只是維持一小段時間而已，從民國82年開始證交稅率已又降回3，是故，當時被解釋成具有「所得稅」性質的部分業已消失不見，朱副院長怎麼可以宣稱目前3的證交稅率中還含有證所稅呢？
長期觀察下來，我們對賦改會表現的每下愈況早已徹底失望，但再怎麼想要為改革的無能推卸責任，也不能用錯把「馮京」當「馬涼」的爛理由吧！失去了「改革」勇氣擔當的賦改會，歹戲拖棚至今，真的還不如早點結束算了。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
〈本文刊載於2009年12月28日工商時報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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