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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周育仁 ( 2007年1月10日 09:24)
關鍵字：新聞自由 司法自制

台北地檢署於民國八十九年十月三日下午由主任檢察官率隊，搜索中時晚報辦公室及記者住處，調查該報刊登劉冠軍洗錢案筆錄事件。此一搜索行為引起輿論極大反彈，並引發對檢方的批判。本文主旨在探討檢察官的強制處分權行使，與憲法上新聞自由之保障兩者間的權衡。

此次搜索行動，源自中時晚報刊登國安局上校組長劉冠軍洗錢案偵查筆錄。該偵查筆錄係於偵訊中所為，而為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故中時晚報刊登此一筆錄，即涉及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二項之非公務員洩密罪。為免該報繼續刊登危及國家安全，故而搜索該報及記者住處。此次行動涉及以下幾個問題。首先，此次搜索行動是否違反程序正義？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搜索必須就案件之偵辦有所「必要」；且若由檢察官行之時，雖得不用搜索票，但須出示證件（參照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二條及第一百二十九條）。此次搜索行動，有謂檢察並未出示證件及公文，且搜索時未告知對何因何身份受搜索，亦未告知當事人有權保持緘默及選聘辯護人到場，如此實有違程序正義。查，若檢察官於親自搜索時未依法出示證件，則檢察官之搜索行動已違反刑事訴訟法之規定而為違法。又刑事訴訟法對於告知受搜索者身份並未規定，而對於緘默權及得選任辯護人之告知，則係規定於訊問被告時方須為之，故就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而言，此次搜索可能只有檢察官未出示證件部分違反刑事訴訟法規定，其餘縱有違反程序正義，亦未可就現行法的立場予以指摘。

次須討論者為檢察官的強制處分權與新聞自由之間的衡平。按，新聞自由係指對藉由報紙、雜誌、電視以印刷或攝影、錄影之方式，將各種不同意見或思想傳達於眾的人民自由，這種自由有認為是屬於憲法第十一條的「出版自由」；也有著眼於新聞自由的監督功能，認為新聞自由是獨立於表現自由以外的「第四權」。從而，新聞自由不論係基於其表現自我意志的本質，或於社會中所扮演的監督角色，都必須予以保障，而且是屬於憲法層次的保障。至於新聞自由的具體保障內容，一般則認為是指設立傳播媒體事業的權利、搜集資訊的權利以及不揭露資訊來源的權利等。

此次檢方搜索行動是否侵害新聞自由，應先檢驗新聞自由的具體保障內容，再回溯至憲法原始意涵下的新聞自由加以檢視。首先，就上述新聞自由具體內容觀之，似僅有不揭露資訊來源之權利與本件較有關連。按，不揭露資訊來源權利，係保障新聞從業人員揭露事實時不受外力干擾，藉此拒絕透露報導資訊來源，從而獲得開放的消息來源，並且在面對相關司法訴追時，以此正當權利拒絕此部分訊問，惟須注意上述權利不得阻卻刑法上洩密罪等正犯或共犯罪責的成立。從而，中時晚報自難以不揭露資訊來源的權利阻擋對於洩密罪的刑事訴追，亦不得以此對抗檢方的強制處分。其次，就憲法保障新聞自由的目的而言，從新聞自由在保障表現自由，及媒體於社會中的監督角色以觀，司法權的行使恐有必要作部分自制。此不僅就學理而言，就比較法實例觀察亦復如此。美國一九七０年紐約時報及華盛頓郵報越戰報告事件，及德國一九六二年明鏡雜誌報導西德及西歐北約組織軍事狀況事件，都表現出對新聞限制的嚴格態度，由兩案歸納出的共同觀點為，僅可基於「國家安全」等重大公益考量時方可限制新聞自由，此或可作為我國新聞自由之保障與司法權行使兩者之界限。綜上所述，司法權行使對新聞自由的限制應有嚴格審查標準，而其考量標準應為是否對國家安全等重大公益有所危害。此一標準若反應在實定法的層次上，建議落實在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的「必要時」及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二條搜索是否「必要」時的考量上。綜上所述，就本案而言，除非檢方舉證筆錄之洩密有危害國家安全之虞，否則此一強制處分行為恐有違憲法上新聞自由的保障。

此次搜索事件，中時晚報固因刊登未可公開而有保密必要的偵查筆錄，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並違反原則具體化的處罰條款，即刑法上的洩密罪。惟檢方就案件偵辦於行使強制處分權時，仍不可置身於法治國原則之外，必須注重憲法對新聞自由的保障，故對出版及新聞行為所涉及犯罪，及對其所行之偵查、強制處分等行為，恐須儘量自制。是以，若無對國家安全等重大公益的危害情形，檢方即不得為強制處分之搜索等行為，檢方更應摒棄長久以來以強制處分「搜尋」證據的心態，重新體會由憲法落實至刑事訴訟法的人民基本權利與自由的保障。此外，我們也要呼籲，媒體既享有第四權的崇高尊重之下，也應適度反省，基於新聞專業及應有的社會責任，在保障新聞自由的前提，及兼顧法律尊嚴下，避免在發揮監督功能時逾越法律界限。總之，司法公權力與人民自由權利之行使二者之間應互相尊重，互相自律，如此方可使民主社會的運作得以順行。

（本文不代表本會立場）

• 周育仁

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憲政組政策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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