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世界銀行初估,東日本大地震加上海嘯所引起複合式災難,將造成高達二三五○億美元經濟損失,其中四分之一是民間房產與生命損失;另外絕大部分則是企業生財設施,與復健公共生活網絡開支需用,總額約當日本經濟年產出的四%(台灣國民年產出的一半)。
偶發重大災難總被潛藏低估的經濟風險更明確化。福島核電廠在建廠之初的設計,對海嘯來襲高度的預測並不夠,事後對如何供電接續到冷卻系統的決策明顯有遲延疏失;而災害重創,也會帶動企業新一波跨國生產布建的調整。
就如同日本經濟財政長官所說,重建工作或許有助於激發低旋已久的國內投資。不過這些重災區原本就屬於老人化偏高的社區,且為日本農漁牧產品供應的主要區域,因此很難期待再有持續且大量的民間生財機具投入。
尤其過去十幾年間,日本的經濟景氣低迷不振,造成政客有機會假借財政擴張之名,大量舉債並將預算花用在填海造陸、建新機場,開挖新隧道和公路,以及在海岸線修築長堤、闢建深水港,好擴建工業區的大夢幻。但在這波海嘯的肆虐下,像岩手縣海盆底起造的六十四公尺深大海提,不但徹底流失;甚至讓地震帶起的大浪潮行進間被阻斷而漲起千仞,綿亙整個日本東北部的長堤瞬間瓦解。
短期內這些受災區仍將以公共資產與基礎建設的重置為主要工作,但後續發展只會更艱辛。一方面,原已債台高築的日本政府必須謹慎行事,以免影響日債在國際債信市場的評等。其次,這些區域又有核輻射的汙染破壞,在地的農漁牧業生態深受影響,因此基層民生與中高年的就業機會受創嚴重。
而東京電力公司對於事態研判與處理過程中的一再失誤,擊垮日本管理與製造的好口碑,勢將影響日本產品在全球的消費者接受度,這個傷害絕不亞於豐田汽車在美國被要求全面召修後的衝擊。最後,核能佔日本電力供應的兩成多,社會對於核能政策的再思考,勢必會影響到企業投資的未來規劃。
幸運的是過去十年間,大量的日本海外投資轉進到韓國與中國等地,資金進駐與技術移轉順利下,如今這些地區已經形成堅強的供應網絡,尤其是在機械業與IC電子零件的生產上。只要提升海外日資基地的生產技術與產品等級,就可以輕易降低自然災害的潛在影響,減少資金回收的無效率,特別是針對海外市場的汽車和高級電子消費財的供應上。
二次石油危機後,日本商品形象快速崛起,省油、質精之外,它代表人類對於靈巧、美觀與工藝調適性的無止盡追求。八○年代末開始外移的日本製造實力,如今已成為企業的金雞母,更是災難後的最佳備援系統。不讓自己成為負擔的知恥心,造就日本人在三合一災難下勇者無懼的井然有序;但也惟有智者才能不昧於短視與俗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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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載於100.3.23 中國時報時論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