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明瑞
一般而言，政府基於公共事業建設之所需，而要取得私有土地時，其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徵收，唯隨著時勢改變與民意抬頭，政府的許多行政行為，都必須遵循行政程序法的規定，因此，當政府機關有多種施行方法，且同時可達成相同的目的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小者為之。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特別明定，因興辦公共事業需要，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而其最普遍之作法就是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價購取得土地，就如同由政府和人民「協商土地的買賣價格」，其過程就如一般的商業買賣。
另外，若依「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規定，土地徵收補償費以被徵收土地當年期公告現值加成補償，但若採協議價購，將不以徵收時的補償費金額為限，意即民眾可以與需地機關進行協商，一旦協議成功則可直接簽訂買賣契約，除非協議價購失敗，才依法進入土地徵收階段。目前實務上均比照都市計畫法第49條之規定，「依本法徵收或區段徵收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其地價補償以徵收當期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必要時得「加成」補償之，但加成「最高以不超過百分之四十為限」。
然而，在政府與農民的協商過程中，協議價購程序其實僅是一種形式，其通常是直接以「公告現值加四成」做為底價。此外，既是協議價購，理應針對個別所有權人商談，但政府的做法是把「所有所有權人都請來一齊開會」，而這樣的做法，除了不符合協議價購的理念之外，一般農民也不知其權益已經受損，因此，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就曾做出判決，認為此種作法「不符合土地徵收裡所謂的協議價購」。
另外，若以本人參與此次協議價購為例，協調會是以高雄市政府地價議委員會所定之加成補償為依據，但其加成額度不僅未達四成的法定上限，不符合「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小者為之」的原則，而且協議會的代表官員還意有所指地表示，其可以轉達農民的意見與需求，但要更改市政府的決策很難，更重要的是若不依按政府的協議價購條件，則不僅土地一樣會被徵收，而且補償金額的發放時間可能會拖很久…。
我們當然知道，以區公所的層級無法更改上級的決議，而公務人員在制度與法令的規範下，為了自保，更不可能去更動市府的決策，而基於經濟弱勢的農民，其意見是否可以上達，或意見是否有效，固非農民所知，且協議價購之協商會議才開始，便要求農民配合政府政策，並要求參與的農民現場簽署「土地尚未完成法定徵收程序前，先行提供該土地供工程施工使用」的同意書，亦即基層公務員基於貫徹市府命令及便宜行事，不僅未能考量農民的權益，而且還以協議價購與土地徵收的結果差異不大，但採用「土地徵收」方式對農民最為實惠的理由，來做為協商會議的主要訴求之一，對農民權益的保障實有欠公允。
政府基於公共工程建設需要而與農民協議價購土地，無可厚非，但必須以讓人民的受害程度為最少，或以增加人民權益最大考量為主要據，而非以徵收土地做為慣例，日本的面積為台灣的十倍，但其因公共建設而向人民做土地徵收的案例，尚不到台灣的十分之一，相較之下，台灣對人民徵收土地不僅時間快速，而且次數頻繁，是政府宜加以正視的問題。
土地徵收並非政府取得土地所有權之唯一方法，而是一種最後不得已之手段；馬總統既已然為農民解決香蕉、稻米、青蔥、芒果…等農業問題，唯獨對「土地徵收條例」的修正卻遲遲無法進行，而今，農民走上凱達格蘭大道爭取權益，加上大選在即，政府實宜對土地徵收所衍生出來的漠視農民權益問題即早解決。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
(本文刊載於2011年7月18日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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