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相應於逐漸逼近的超高齡社會及其大為銳減的新生嬰兒人數，這使得臺灣社會關於育兒、顧老的長照社會相關思考，是有它嚴肅看待之必要。
基本上，嫁接於長照市場的育兒、顧老，兩者之間是有其和合差異之處，這是因為：首先，對應於失能、失智等高齡人口的中長期照護，為期頂多是六年不到的學齡前嬰幼兒照顧，還是有其身心負荷的多重性拉扯，就此而言，如何正視育兒與顧老背後所實有之於長照家庭的量能和能量，是否能夠達到支持、補充、保護抑或替代的福利服務真義，那麼，對賭的就不單單只是侷限在各自家庭資本的支持體系和輸送網絡，而是要如何復歸於包括法定福利的「國家」、對價消費的「市場」以及親屬責任的「家庭」，藉此思索一個從含怨的和諧以過渡到距離的美感，所關涉到共生、共存與共融的適性生活環境。冀此，在這裡的針砭直指出來的乃是：即使是依循著後福利社會的西方文明進程，臺灣社會要面對的還是諸如政府較少介入、親屬照顧責任以及各自難念家事務等等的東方靈魂內涵，這也是當前之所以陷入長照困境的癥結所在。
遠地不說，相應於社會變遷所衍生出來的各項需求滿足或風險規避，如何針對父母、企業、社會和國家，釐清各自的福利分工和角色擔綱，藉此讓嬰幼兒、高齡長者，得以各安其位並且獲致適性的照顧或看護，這一點多少是可以從當前國家機器對於育兒津貼、托育補助的謬誤錯置，窺見到擺盪於兒童本位、父母本位、家庭本位、老人本位和社會本位之間的落差或斷裂；連帶地，未能正視「人口環境－生養制度－個體老幼」的串聯鑲嵌，也讓身為主戰力或即時戰力的家庭支柱，早已變身為『壓縮三明治』般的難以生存，如此一來，更是讓育兒與顧老的長照工作負荷，有如雪上加霜以迎接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特別是糾結於人性誘因、制度環境和結構性限制的該項照顧歷程。
誠然，因應於晚婚、少子女以及高齡老化的社會趨向，過往「先育兒－後顧老」的演進型態，早已出現不同的運作樣態，只不過，背後所共同指涉的還是自身難保的「家庭」，如此一來，諸如親屬化、市場化、公共化、準公共化的協力機制，也成為相與配搭的合作夥伴，但是，這其中的對比映照，依舊是有其貓膩之處，畢竟，育兒或顧老，兩者皆是從家戶福利的家人或親屬照顧出發，凸顯的都是「先市場化－再公共化」的協力關係，只是，這其中育兒部分的準公共化機制，更顯現有些的弔詭與唐突，這是因為：早於國家的介入補助，育兒一事已然是一項商品化的市場布局型態，如此一來，以家長作為買方優勢的對價籌碼，也讓『公共化』的公設民營托嬰中心或公共托育家園以及『準公共化』的私立托嬰中心，成為家長諸多選項的相互競爭，就此而言，政府逕自補助、津貼的乘數效果，還是有待商榷。
至於，依循商業運作模式的老人長期照顧，由於文化主義與國家無力作為，也讓顧老的長照服務成為較難以撼動的賣方市場，除卻是依購買服務契約而來的公費安置床位外，還是無法導入準公共化機制以成為長照體系的某種協力關係，如此一來，顧老的長照亂象、困境，所要面對的是包括一干人等之分工合作的『人流』、社會保險之互助機制的『金流』以及物理環境之看顧養護的『物流』等結構性限制；連帶地，進一步扣緊育兒、顧老而來之從長照家庭到長照社會的變遷事實，更是要有涵蓋「人－事－時－地－物」不同面向的相關反思，像是（一）「人」：從照顧的兩造到利害相關的諸多人士、（二）「事」：從生理範疇到身心靈的整體發展介面、（三）「時」：從消極停損到超前部署、（四）「地」：從在家、在地到機構之多軌並進的照顧樣態以及（五）「物」：從低端的人力看顧到科技輔具。
總之，關於育兒、顧老的長照社會相關思考，除了超脫以家庭為本位的親屬照顧責任外，回應於國家機器所應盡付的最終父母責任，更宜正視到『家庭』的脆弱性、『機構』的迫切性以及『社會』的調和性，就此而言，對於涵蓋態度、技巧和各項知能的長照素養，理當成為公民社會裡的一項基本德行，而非只是淪為對價、耗竭、殘補、權控等等低端性質的零和博弈對決（Zero-sum game）。
（本文曾刊登於111.06.01 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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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承泰
劉新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