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瑞婷 國片「艋舺」被稱為「好久不見的賀歲國片」，從春節上檔至今，票房直逼三億元，也在青少年之間引起討論風潮。但自從電影上映後，偶爾聽聞因模仿電影情節而使青少年產生行為偏差的事件，「艋舺」也因此被貼上「負面教材」的標籤。多數評論認為，青少年的偏差行為要歸因於媒體的刺激或渲染效果，但筆者認為，若未提出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功能退化的省思，對電影本身或許也不盡公允。
「艋舺」甫上片之際，題材本身就有極大的爭議性，包括文本、角色，甚至有「消費萬華」等批判聲浪，再加上青少年疑似模仿事件頻傳，讓「媒體效果」成為焦點。若單就傳播理論發展而言，「媒體效果論」從1930年代的「萬能論」，到1940~60年代的「有限論」，而後在新傳播科技的發展之下，逐漸走向透過互動建構認知的取向，其中也發展出「潛化理論」及「社會學習論」。講到學理或許略為艱澀，簡單來說，就是在傳播理論的發展後期，由於新傳播科技的日益興盛，使得訊息管道多元化，內容也更為豐富，單一媒體被認為較難具有完全的「說服效果」。
以「艋舺」所引發的效應來說，青少年或許可能因為媒體的刺激而誘發不當行為，但若只把所有因素歸咎於此，筆者認為是忽略了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的重要功能。家庭教育是兒童個性養成的關鍵，而社會教育則是青少年社會化的轉折過程，若青少年在上述兩階段缺乏正面的個性發展機會，自然容易形成潛在性的個性偏差，當遇到外界刺激或誘惑時，難免產生錯誤認知與行為。因此，家長在上述兩個階段的角色都彌足重要。
因此，如果將部份青少年的脫序行為，完全歸咎於媒體刺激，不但有失偏頗，也可能忽略青少年的其他負面情緒，更者，將「負面教材」的帽子扣上自由創作的媒體內容，對電影工作者也是一種傷害。或許該電影題材與當下的社會價值有些許落差，但電影文本所存在的多元性與在地性，卻是值得嘉許之處。筆者認為，單一文本可以多元解讀，媒體內容不是引發社會犯罪的主因，大眾或許要以更開放的心態來欣賞電影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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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順民
劉新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