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奕琦
但就過去的發展來看，一九八六到九五年為製造業比重下降最快速時期，平均每年下降百分之四點三九，然而此期間失業率平均每年反而下降百分之四點四六，主要因這段期間製造業就業人數每年平均只減少百分之零點一五，而服務業就業人數平均每年成長百分之四點一九，故此期間產業外移對國內就業的負面影響並不大。
一九九六年後失業率開始增加，尤其在二○○一到○五年平均失業率達百分之四點六六。此期間製造業的比重雖然繼續下滑，但製造業就業人數平均每年仍然有百分之零點五五的成長，反而服務業就業人數平均每年只成長百分之二點一一。
製造業對總就業人口仍有正面貢獻，主要原因為，兩岸電子資訊產業的垂直分工，有助於國內產業的發展和就業人口增加，故二○○○年以後，製造業對外投資造成的產業外移，並非造成國內高失業率的原兇；真正的問題是，產業結構轉變為服務業導向，但此時服務業又未能創造足夠就業機會所致。未來降低國內失業率的關鍵在發展服務業。
再就國內投資來看。一九八六到二○○○年均呈正成長，年平均為百分之十點四，但二○○一到○五年平均則為負百分之零點五六。為何如此？由於早期對外投資主要為利用廉價勞工的傳統型產業，生產供應鏈較短，兩岸間的產業分工屬於水平分工，大陸生產較低層級產品，而台灣則生產附加價值較高產品，造成國內產業的升級和投資的增加。
九○年代末期對中國大陸投資轉向電子資訊產業，生產供應鏈較長，兩岸間的產業分工屬於垂直分工，原本可透過充分利用垂直分工將上游研發和關鍵零組件產業根留台灣，投資中國大陸進而布局全球，扮演東亞區域經濟資源整合者的角色。
然而由於一九九六年「戒急用忍」政策以來，長期無法三通、直航下造成交易成本增加，台灣逐步失去做為進入東亞和中國的平台優勢，再加上投資上限的限制，阻礙兩岸分工的布局。
兩岸不能分工，只好整體出走，上、中、下游電子產業眼看著將被大陸整碗捧去，國內投資自然萎縮。違反國際產業分工的箝制政策，顯然才是造成對外投資和國內投資呈負相關的主要原因。
地處東亞樞紐的台灣，投資中國主導東亞經濟整合進而布局全球，是台灣面臨全球化永續發展所必需的最高經濟發展戰略。違反市場法則的政策干預和鎖國心態註定要失敗，市場反撲的結果必導致台灣經濟被邊緣化，全民皆輸，當政者能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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