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懷真閱讀昨天「學運退場關鍵九天、一王二銘扮要角」的報導，想起了費孝通在《鄉土社會》裡提醒：總是有四種力量的運作在主導我們生活的世界。這種分析，在太陽花學運的落幕上有強大說服力。
這四種權是：皇權（代表政府）、紳權（地方領袖與民意代表）、幫權（黑道勢力或結社）、民權（人民的組織或民眾的力量）。四者之間有相互較勁，以各種方式結盟或對抗，每一股力量從內圈向外擴散，由親而疏、由近而遠、由濃到淡、由交情深到泛泛之交，呈現清楚的差序。
以學運來看，粗略說，從三一八到三三○是民權的展現，皇權則亂了章法、因應無力。接著，紳權與幫權結合，在民權與皇權中穿梭。很有趣也最關鍵的，是郭台銘的角色，他目睹皇權無力、善用各種權的結盟，為自己也為政局創造新機會。
他主動找馬總統，理由是「關公的爐發了兩次」（三月卅一日）與金溥聰（四月一日），對方都未置評。四月二日上午找王金平會面三小時，下午立即找幾位立委一起拜關公，晚上第二次見馬總統。接著，透過柯建銘等人，王金平露面，學運立即宣布收尾。
學運散場，比較尷尬的是「大學校長」，自己也曾穿梭於總統府及立院議場，但努力的效果顯然不如郭台銘。
其實這有結構的限制。學而優則仕，但秀才遇到民權，手上沒牌可打。所謂的「產官學」說明了「產大於官、官大於學」，學者沒錢沒權，只能說說寫寫勸勸，無法以更大的力量改變皇權，更不可能改變學運的走向。
「胡雪巖傳奇」裡提醒：君靠近官、官靠近商、商靠近幫、幫靠近民。君不宜直接與商打交道，官不宜直接與幫打交道，商則要靠幫與民，民最卑微，但集合起來聲勢浩大。胡雪巖掌握這原理，從錢莊收帳成為二品紅頂商人。當今，台灣商人不計其數，只有郭台銘可以與胡雪巖相提並論。
我的博士論文是研究台灣大企業家的關係及其轉變。論文的結論中提出，「應該有一種以理性為基礎的信任格局，可以突破費孝通所說的人情為基礎的差序格局」。口試的教授們對此點多半不以為然，認為我太一相情願。
廿五年前的我，年輕氣盛，舌戰眾教授。當晚，指導教授找我吃飯，遞出了檳榔，這是我第一次吃這玩意。恩師讓我深刻體認，靠近土地的重要。
如今，「信任格局」在台灣建立了嗎？沒有！絕對沒有！依然是幾個人物各自以差序格局合縱連橫。尤其在變局中，毫無信任可言，只有綿密的關係網在穿梭，每一種權裡的都無法單獨改變什麼，唯有結盟才有機會。
老百姓眼前的第一大問題是「吃飯」。「天高、皇帝遠、自己吃飯最重要」永遠是主流民意。郭台銘養活很多人，又使學運裡的人與警察能回家吃飯，掌握了主流民意。這，也是馬總統與他身邊的人，最感覺不到的現實。
請注意我這篇文章只有對馬英九總統加上頭銜，其他人都直呼其名。因為我骨子裡覺得總統只有一個，太特別了。但是這頭銜限制了他，總統與歷代的皇帝，最能控制的是「官」和想做官的「學」，只有在「皇權」體系裡可施展意志。對於紳權、幫權、民權，都力有未逮。相對的，郭台銘等人就靈活多了。不過，只是靈活固然有助於解決眼前的問題，卻可能留下後遺症。看看胡雪巖的下場就知道了。
（本文曾刊登於2014/04/18聯合報民意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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