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俊漢
大陸第13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確立了「習王體制」，習近平連任國家主席，王岐山任新一屆的國家副主席，大陸總理李克強雖續任，一般認為李將成為一弱勢總理，因為治國的機制皆由所謂的「小組」取代了。
「小組治國」是習近平治國模式的集權反映，所謂的小組是指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央外事國家安全工作領導小組、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中央網絡安全和資訊化小組、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及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等7個小組，而習近平皆兼任小組組長或主席。這些小組中不少的職權原屬總理的治理範圍，但現在皆在小組的運作下稀釋了原有結構內的功能。
有人說「小組治國」是毛澤東發明的，因為毛的「中央文革小組」為中國的政治掀起了風暴，震跨了原有的治理架構，其實不然。
美國新上任的總統每有「新政」的推動，但由於聯邦官僚政治無效率的陋習，每每使得政策的推動遲緩，因而總統會在體制外另起爐灶，設立「特別委員會」作為超越，發揮統一治理的效率。再以國內來看，蔡英文政府設立的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也都是小組治國的理念反射，以達到其特定目的。
習進平的「小組治國」有來自政治上的龐大壓力，也是希望發揮政策績效。長久以來，中共的黨與政府出現嚴重貪腐現象，有「亡黨亡國」的危機。政府機關各自為政，將官僚體制的因循苟且發揮得淋漓盡致。反之，小組治國則有機動與整合的實效，中共以黨領政的結構與小組治國的結合發揮了無縫接軌的實效。在黨政治局常委的結構中，將6位常委分配到不同的小組去發揮領導管控的實效，最後向小組長也是總書記的習近平匯報與負責，王滬寧與栗戰書固然是常委，也是不同小組的掌控人。對於非政治局常委而能得到習信任的人物同樣有實權，習以小組組長身分仍舊掌控決策，王岐山與劉鶴是這類代表。習以「小組治國」充分表露了他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的領導集權模式。
以「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的結構來觀察，就可深知其對台的策略是以總體戰略來設計。小組長習近平總其成，副組長汪洋為全國政協主席，總理台灣各黨派與社會動員；祕書長可能為外交專長的王毅；成員包括中宣部長、統戰部長、軍委副主席、副參謀長、商務部長、國安部長、外交部長、國務院祕書長與國台辦主任。從該組成員可看出5個特點：層級高、機動強、資源足、涵蓋廣與影響深。
日前美國總統川普簽署了《台灣旅行法》，衝擊到大陸「一個中國」的基本原則，對重組後的大陸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來說，將是一個考驗。
（本文已刊登於107.3.21中時言論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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