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巨威
檢視我國近二十年的稅改歷史，除了95年實施的「最低稅負制」勉強稱得上是一項「加稅」的改革之外，其餘幾乎全是一些「減稅」的措施。最低稅負制乃係架構在正常所得稅制之上的一種「補救機制」，主要是把享受減免稅優惠的所得加回課稅所得之中，重新計算每一人或每一企業「最起碼」應該繳納的稅負，以抑制或限縮租稅減免所造成的不公，並增加政府的租稅收入。如果這個制度能夠完整的運作，透過對富有者課稅的增加，必能有效發揮所得重分配的功能。可惜的是，綜所稅最低稅負制的免稅所得標準高達600萬元，致使適用該制的高所得者人數銳減，嚴重削弱了其實施原本應有的成效。
馬政府上台後成立的賦改會，不但沒有朝改善稅制不公的方向邁進，甚且還變本加厲地創造出一個更不公不義的租稅環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將遺贈稅稅率大幅調降至10％。我們一再強調在個人生前課稅制度尚存在許多不公缺失的情況下，就貿然把做為租稅正義最後一道防線的遺贈稅率大幅調降，實為違背社會公平正義的一項錯誤。如此做法，不但讓現行稅制尚「殘存」的一點點重分配功能，從此完全消失殆盡，更因為縱容有錢人資金肆無忌憚地進出資本或房地市場，泡沫炒作資產價格，進而導致貧富差距問題的擴大與惡化。為富人減稅乃是賦改會成立急著搶先做的第一件事，用以對照陳冲所說「在改善所得分配中，租稅改革絕不缺席」的話，令人覺得特別諷刺。
李部長是一位以財務專業自許與見長的財政部長，上任之後，便不斷宣揚一項口號，「以財政支援建設，以建設培養財政」。相較之下，對於租稅公平的關注似乎遠不及歷任財長。站在這個職位上，每天只知道忙著「省錢、找錢、賺錢」，完全忘記了財政部還有一項「天職」，那就是透過租稅的課徵，促進社會財富與所得分配的公平。李部長這種政策思維與態度，再度清楚地反映在這次行政院改善所得分配小組的意見上。
其一，當陳冲說，租稅改革在改善所得分配中，絕不能缺席時，李部長的回應是，「以租稅制度改革做為策略範圍太廣，所得稅尤其是綜所稅的重分配效果明顯，未來可做為重要的配套策略」。我們固不否認綜所稅的累進課徵是達成所得重分配的重要工具，但站在租稅結構的整體功能言，所得稅、消費稅與財產稅等三大系統之間，應該相互充分的配合，以期達成重分配的最佳效果，例如我們可以針對高價商品或服務的消費開徵「奢侈稅」，我們亦可針對高價房屋的擁有課徵「豪宅稅」。這些都對財富或所得的重分配具有明顯的改善效果，李部長為何避而不談？
其二，李部長還說，政府97年提高了綜所稅標準扣除額與薪資特別扣除額後，稅率6％以下申報戶占76％，較96年的71％增加。據此佐證，政府利用綜所稅減少所得分配差距的效果。其實，由於不論高低所得者都可適用薪資扣除額，故其金額的提高對所得重分配的改善效果並未如預期，相對之下，提高標準扣除額（高所得者通常適用列舉扣除）的重分配功效則反而較大。由此可知，政府如欲增強綜所稅的重分配效果，應該以提高對高所得者的課稅為重，而非增加高低所得者同樣都可享受的扣除額。李部長不會不知道此二者間的差異。
其三，李部長更進一步舉例說，在500多萬申報戶中，最高稅率40％的人占0.9％，但其所繳的稅卻占總稅收的43％，適用6％ 以下稅率的人占71％，但對總稅收的貢獻則只有7％。他據此進而表示，「大家都以為所得高者繳的稅少」，乃是一種錯誤。表面上看，李部長的敘述固是一項「事實」，不容爭辯與質疑，但仔細分析卻不盡然。綜所稅本來就是採用累進稅率，故有此稅負分配結果乃係必然。重要的是，綜所稅的課稅所得中有75％以上是薪資所得，其間發生的重分配效果只存在於「高低薪資所得者」之間，對於擁有巨額資本所得者絲毫沒有任何課稅的重分配效果。我國綜所稅的不公是在於稅基的不實，李部長不應以稅制扭曲下的數據來「混淆視聽」。
我們一再強調，在現代化資本與知識密集的產業發展趨勢下，財富與所得分配的集中乃為難以迴避的必然結果。政府的重分配機制是民眾期盼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依靠，其中租稅制度尤為關鍵。這當然是財政部的職掌，更是財政部長應有的作為。對李部長所說的這些話，社會應該給予嚴厲的檢視與公評。
(本文刊載於2010.9.7工商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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