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金源為落實馬總統政見，行政院主計總處刻正編製國民幸福指數，預計於明年發布。我們不但樂觀其成，更希望此一指標能確實發揮作用，取代經濟成長率，成為今後指引政府重大施政的參考。
經濟成長率（或每人實質所得成長率）以往常被當作衡量政府施政良窳及國民經濟福祉的指標。近年來，此一觀念已被證明謬誤，必須改弦更張，其主要理由有二：第一，一個社會絕大多數民眾的所得即便沒有成長，（甚至底層民眾輾轉於溝壑），僅憑著上層階級所得的大幅成長，還是可以支撐出亮麗的經濟成長率。但這種富人吃香喝辣、平民豪無所感、窮人向下沈淪的經濟成長，到底有何意義？第二，撇除上述問題不論，經濟成長率只重民眾當下的物質滿足，完全忽略與生活品質息息相關的精神層面，同時也欠缺與永續、環保相關的各種考慮。2008年金融海嘯之前，歐美各國的經濟成長數據，好到讓人看不出風暴將臨。只重成長的政府官員及經濟學家們豈不汗顏？
補救之道，除了如諾貝爾獎經濟學家Joseph Stiglitz所倡，面對GDP侷限性、以中位數所得取代人均所得之外，OECD、不丹諸國已經著手編製國民幸福指數，用以代替經濟成長率或補充其不足。
目前主計總處打算編製的國民幸福指數，主要參考OECD的Your better life index規範。此指數涵蓋領域包含（1）居住條件、（2）所得與財富、（3）工作與收入、（4）社會聯繫、（5）教育與技能、（6）環境品質、（7）公民參與及政府治理、（8）健康狀況、（9）主觀幸福感、（10）人身安全、（11）工作與生活平衡。其中前三項指標著重當前的物質生活條件，後八項則與長期的生活品質及永續概念有關。在這十一項主要指標之下，各自還包含一至數項輔助指標。輔助指標加權之後，得到該主要指標的分數。所有主要指標再加權之後，可得國民幸福指數。
任何綜合性指標都需經過加權平均的過程，任何加權平均的過程都隱含價值判斷。許多學者專家因此對國民幸福指數有所保留，擔心權數會遷就執政者之喜好而變動。如此一來，執政者固然可以求取有利自己的幸福指數，但此指數將失去民眾對它的信賴，也無法成為政策評估的依據。我的建議是：權數固然因為社會變遷必須與時俱進，新政府上任之初當然可以合理調整權數，然一旦修訂完成，四年之內不得更動。如此才有比較的基礎與意義，亦可逼迫政府面對自己訂定的標準。（眾所熟悉的經濟成長率，亦隱含加權平均的概念，個人所得佔全體所得的份額即其權數。這種不公不義的加權方式都可橫行數十年了，我們沒理由因權數問題讓國民幸福指數停擺。
主計總處參考OECD經驗，當然是正確的第一步。但是各地國情不同，甲國好指標不見得適用於乙國。台灣因此必須衡量己身狀況，量身打造可以精準捕捉本地國民幸福的指標，不能一味移植外國經驗。本人因此提出三點建議如下。
首先，OECD衡量「教育與技能」的三項輔助指標當中，「教育程度」與「預期在校年數」對於台灣意義不大，應予修改。「教育程度」衡量25至64歲國民具有高中職以上教育程度之百分比，「預期在校年數」衡量滿五歲兒童一生預期可接受學校教育的年數。基礎教育雖然關係個人福址甚鉅，但是隨著教育程度增高，其與幸福的關連恐怕越來越脆弱。又由於九十年代之後高等教育的過度擴張，台灣學子進入大學就讀的比率，舉世無雙。此比率的提高，不見得帶給台灣社會更多幸福，學生壓力與家長負擔有增無減卻是事實。與其計算「教育程度」與「預期在校年數」，不如調查「助學貸款佔家庭經常收入之比率」，以及民眾對於「我的子女在學校可以快樂學習」、「台灣是個適合生養小孩的社會」兩項敘述的主觀反應，更能表達民眾的幸福感受。
其次，國家認同是台灣特有的難題，統獨爭議影響生活福祉、社會和諧與憲政運作至巨。「不統、不獨、不武」並不解決問題，只是把未爆彈埋得更深。不丹也好，OECD也罷，都難以體會（也無須處理）國家認同對國民幸福的影響。台灣則無法逃脫此問題，我們的幸福指數如果沒有涵蓋此領域，將是鴕鳥式的缺失。補救之道，或許可在「公民參與及政府治理」項下，增列「身為中華民國公民，你是否覺得光榮」問項。此一問項不預設統獨立場，只是試圖匯集民眾對於目前「似統似獨」又「非統非獨」狀態的滿意、安心程度。測試、檢驗的基準，則分別是「中華民國」憲法法理上的求統和事實上的偏安。
中華民國憲法是一中憲法，規定「統一」為國家目標，獨派民眾因此會給上述問題極低的分數。但實際上經過二十餘年的去中國化，中華民國政府事實上已偏安於台灣，真正統派的民眾也不會給上述問題好分數。唯有對統獨議題無感、對憲法視而不見的民眾，才有可能會對不統不獨的「中華民國現狀」感到光榮與滿意。上述問題因此可以捕捉統獨對峙撕裂台灣的嚴重程度，進而顯現它對國民幸福指數的作用。
最後，「所得與財富」的輔助指標雖然涵蓋吉尼係數，但吉尼係數終究屬於靜態不均度指標，只能衡量目前的不均狀態，對於貧富之間是否存在流動可能，缺乏參考價值。主計總處應設法依據歷年報稅資料推算，或經由民眾主觀調查，補充動態不均度指標。因為階級流動性對國民幸福感的效應，可能遠大於靜態不均度。
（本文刊載於2012年6月24日中央日報星期專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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