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錫蕃中共最近公布二零零九年外交白皮書，提及將大力開展「人文外交」，積極擴大對外文化、體育、旅遊等領域合作以及民間交流。換言之，對岸冀望藉由「軟實力(soft power)」的作用深化與世界各國的關係。
試想，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共產黨人一心要破四舊、批林批孔，怎麼可能喊得出像「人文外交」這樣的口號呢？
然而，在文革結束後半個世紀的今天，我們不得不正視中共對復興中華文化所付出的努力。不論目的為何，他們開始尊孔，在海外廣設孔子學院(Confucius Institute)，大力推動漢語以及傳播中華文化；在國內，每年則舉辦大規模軒轅黃帝祭典，象徵民族慎終追遠、文化源遠流長。
另方面，中共近年在發揚中國傳統戲劇、舞蹈與音樂方面的努力多有實績、不勝枚舉，去年驚豔全球的北京奧運開幕式便稱得上最具說服力的代表作。在開幕式上，主辦方運用炫目的聲光效果、磅礡的表演氣勢，來向世人表現出中國引以為傲的四大發明以及五千年的文化精粹。由於表演實在太成功，難怪會有外國媒體斷言未來不可能再有超越京奧的開幕式了。甚者，中國大陸代表團這次於京奧獲得空前百面獎牌的殊榮，亦有效替中國人去除「東亞病夫」的惡名。
在高舉自由民主旗幟的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我們反共的立場並不代表反對中共的一切作為。我們反共，但並不反華。國、共兩黨所爭絕非文化認同問題，乃是國家發展的大方向：究竟是馬列主義好，還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更適合中國？經過幾十年的馬列主義試驗，中共在面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落後的困境下，不得不在七零年代末期改採改革開放的政策。
中共當時美其名選定新加坡為學習改革開放的對象。不過，星國既非亞洲四小龍之首，亦無工業、農業，中共如何向她學習？說穿了，中共不願選擇鄰近的南韓主要是顧及韓國曾是中國的藩屬；若名為標竿，只怕面子會掛不住。至於台灣是敵人，香港則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都不該列入考慮。但事實上，當時居四小龍之首的台灣就是對岸選定學習的對象，稱新加坡只是障眼法而已。
台灣的資金、技術以及管理對於大陸經濟快速發展，居功厥偉。中共甚至照抄許多台灣規範經濟發展的法律，以彌補自身相關制度闕如。很多人不知道，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建政之初廢除所有國府制定的法律，包括民刑法、民事訴訟法及刑事訴訟法，僅立一新法，名為「新婚姻法」，夫妻間以「愛人」互稱便源自於該法，中共法制建設之所以落後，由此可見。
同樣的，中共在復興中華文化方面所做的努力也是效法台灣。不過，台灣所呈現的文化活力遠遠超過對岸，尤其是來自於民間的力量，早年的大專青年訪問團，至今仍為海外留學生津津樂道。近年譬如雲門舞集、明華園歌仔戲團等都是台灣民間傳承中華文化並向世界發揚光大的好例子。至於台北故宮在近年更是頻頻在海外展出，讓國際社會能好好地欣賞由台灣所保存的中華文化。故就復興中華文化而言，台灣的貢獻其實相當多，我們毋須妄自菲薄，但也不能因此而自滿。
此外，宗教當然也是文化重要的一環，台灣近年來在這方面極具活力。星雲法師的西來寺，在好幾個國家都設立廟宇，信眾與修行者不乏外國人士。證嚴法師的慈濟功德會更已遍佈全世界，其功德有口皆碑，無庸贅述。馬克思(Karl Marx)曾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Religion is the opiate of the people)」，所以當中共沒有真正的宗教自由時，更遑論向外輸出宗教。
台灣的民主成就則是我們另外一項重要資產。一九九六年我們舉行了中華民族歷史上首次的總統直選；四年後的總統大選國民黨敗選下野、民進黨上台，開啟中華民國首次的政黨輪替，其間過程和平，誠屬不易；零八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完成具有歷史意義的二次政黨輪替，連美國小布希總統也不禁稱讚台灣是「亞洲與全世界民主的燈塔(Taiwan is a beacon of democracy for Asia and the world)」；即便是卸任元首遭到起訴及司法審判，尤足凸顯台灣的法治精神。
因此，我呼籲要進一步透過中華民國的民主化經驗來影響與改變中國大陸；使對岸的政治更加開放、社會更多元、百姓更自由，進一步追求民主、法治及人權。唯有如此，儒家理想的「大同世界」、「天下為公」方有實現的可能。
最後，無論中共的「人文外交」要如何推展，其實我們都不必要有過多的擔心，因為兩岸同是中華民族，發揚中華文化是天性，也是責任。台灣不是有「拿香跟著拜」的諺語嗎？我們做得好，他人跟著做，有何不可？只要中共不要走回文革的老路，摧毀寶貴的文化資產，我們樂觀其成。
（本文刊載於98.05.22中央日報網路報，本文代表作者個人意見）
王順民
劉新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