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允傑
公平正義不是迷思（myth），而是一種價值，一種對政府角色的理念信仰。從亞當斯密斯主張自由放任的國富論，到洛爾斯主張「優先照顧弱勢族群」（Maximize the minimum）的正義論，都在定位政府介入經濟社會的角色。
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在其著作《正義》中說，正義沒有絕對性。每個社會對正義的看法都不同，而社會與個人對正義的看法也會因時而異、因地而異。
不同團體或個人對公平正義的價值主張，往往反映其在社會階層所處的地位與立場。但是，不論是左派或右派的政治經濟學者大概都同意：現代政府不可能完全袖手旁觀，放任社會成為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
資本主義國家的維持與強化必須靠經濟的景氣繁榮，需要資本家的投資。為了吸引投資意願與信心，政府必須創造有利於企業營利的投資環境。因此，從結構上來看，國家管理者與資本家存在著共生關係，國家機關不會違背資本家的長期利益。但另一方面，國家管理者為避免勞工階級因不滿剝削而與資本家的鬥爭白熱化，以致危害資本主義體制與統治正當性，乃藉社會（勞工）福利與稅制改良措施來解決矛盾。
從政治經濟發展歷史來看，民主國家管理者都在資本累積（經濟效率）與統治正當性（社會重分配）尋求動態平衡。我國過去長期強調經濟發展優先（把餅做大），免課資本利得稅，造成台灣社會近幾年來貧富差距拉大到歷史新高（根據美國夏瑪億萬富翁指標，台灣的財富集中程度排名世界第三，遠勝美、韓與中國大陸），政府統治正當性出現危機，必須正視「如何分餅」的問題。
通過社會救助法與開徵奢侈稅、證所稅，是馬政府縮小貧富差距的政策工具，在執行時機與方法上有應檢討之處；但是對於國家管理者而言，具有高度的正當性。政府縮小貧富差距的政策，其實是維護資本主義體制與資本家的長期利益，無關「仇富」；更不是要「重創政府與企業的信賴關係」。
為因應台灣當前Ｍ型社會的發展趨勢，政府推動租稅改革讓人民稅賦負擔更合理，最主要的精神就是量能課稅。事實上，目前不課證券交易所得稅的國家僅台灣和中國大陸等少數國家，香港和新加坡只對非經常性交易所得者免稅；日、韓則採分離課稅，日本證所稅稅率更高達26％；歐美各國都併入個人綜合所得，採累進稅率徵收。加拿大、英國、德國等也都有類似稅目。
根據媒體民調，超過6成民眾支持證所稅；受證所稅影響的富人不到2％，但他們卻擁有不成比例的政經影響力。歐債危機所造成的經濟不景氣，讓股巿大戶與金融資本家可以用投資罷工的手段造成股市量縮價跌，對證所稅投下否決票。
開徵證所稅引發股市低迷、修法一波三折的現象，不是反映「公平正義的迷思」；而是證明了台灣資本家的政經實力，以及政策執行的時機與方法的重要性！
(本文刊載於2012年7月18日工商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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