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利得稅之探討 -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摘要

在馬總統的黃金十年之願景，以及行政院的「富民經濟」之策略下，為達到稅賦合理而公平的政策目標，如何修正稅制內容與調整稅率結構，降低貧富之間的差距，以及創立公平公義的社會，有關資本利得稅的問題再受爭議；而對於是否課徵資本利得稅的問題，國際間的做法各有不同，國內學者專家之間亦有不同的看法；然而，不論是從稅賦公平與公義社會的觀點，或是從厚實財政稅收與國際比較的看法，長期間，台灣應予實施資本利得稅制。

一、前言

大體而言，在一般的經濟理論中，所得僅包括規則性和連續性的收入，或是指可以預測的收入；在未主動尋求且是不可預測的情況下，一筆偶然的收入或虧損，其性質與一般所得不同，無法做為引導或決定經濟資源的分配。因此，經濟學者常將所得定義為經常性且可預測的收入，而資本利得則反是。

然而，在實務上，資本利得為真實所得或虛幻所得，卻有不同的定論，前者認為資本利得是一種所得，而凡有所得，則必須課稅；後者則認為資本所得為虛幻所得，不宜做為課稅的依據。唯在目前的經濟社會中，一般人普遍的觀點或認定，中產階級多為薪資所得者，稅負依規定均需繳稅，分毫無漏；但高收入者之所得來源多元化，且以資本利得較多，反而能減免租稅，相較之下甚為不公平。

另方面，在行政院的「富民經濟」下，賦稅的調整與課徵是一項重大的財政工程，因為在現行稅制下，資本利得是不必課稅的，但若將資本利得看成是一般所得，且其與資本利虧與一般所得之間，存在著某種程度的關聯性，類似一般所得的形式，而凡有所得，必然就必須課稅，如當一個公司持有所得經過一段時期之後，公司的股票就會增值，公司的股東出售股票實現資本利得，就能夠獲得這些本來可以是公司利潤分紅形式實現的所得；或為了避免這些再投資收益增值應交納的資本利得稅，而將這些股票遺傳給他們的繼承人。因此，有關資本利得是否課稅的問題，便成為賦稅改革所必須考量的重要主題之一。

事實上，在現實經濟中，資本利得稅問題存在許多不合宜的扭曲效應，而不論是從社會「公平」的觀點，或從稽徵「效率」的觀點，亦或是政府「財源」的考量，建立一套完善的資本利得稅制，實有其必要性。

二、資本利得稅

大體而言，資本利得是指資本商品如股票、債券、不動產、土地使用權等交易時，發生收入大於支出而取得的收益，形成資產增值現象，而針對這些資產增值的利得所課徵的稅，就是所謂的資本利得稅(Capital Gains Tax，CGT)。簡言之，資本利得稅就是針對投資者的不動產、證券等買賣行為，所獲取的價差收益(資本利得)徵稅。

資本利得行業一般是指成長型行業，即有較大升值潛力的小公司，以及一些新興行業，因此，課徵資本利得稅就是對這些具有增值潛力的公司課稅；鑒於資本利得往往是經過若幹年才積累起來的，或偶爾才發生一次，因此，對資本利得課征所得稅的國家一般都採用低稅率，甚或免徵資本利得稅。

從稅賦的觀點，資本利得是一種所得，理論上仍然屬於所得稅的徵稅範疇，也是公司、企業、個人所得稅的應稅所得之組成部分。然而，在現代經濟社會中，資本利得是否徵稅，以及如何徵稅等問題，卻有不同的處理方式，一般可概括為三種，一是將資本利得視為普通所得而徵稅，二是徵收資本利得稅，三是免徵資本利得稅，而其處理方式則似國情而有不同。

三、理論依據

長期以來，台灣的經濟大抵都維持在一個正常成長的局面，是世界各主要國家中，相對較為富裕的國家，而其較大的問題應是所得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愈來愈大的問題，而稅賦不公平則是造成所得差距愈來愈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根據台灣的稅法規定，資本利得免稅，而被一般人視為不勞而獲的股票、土地移轉等暴利等免課所得稅，資本利得分配不公，稅法的公平性受到質疑，唯有改變賦稅結構，重新考量稅賦的公平性，讓國家的稅源充足，經濟才能再成長，國民所得也才能提高；然而，學者與業者之間，對於是否課徵資本利得稅的問題卻有不同的爭議。

(一)背景說明

根據財政部的統計，在全國排名前40位的富豪中，約僅有20%的富人係正常繳稅，有15位全年所繳稅額不及總所得1%，甚至有8位繳稅掛零，觀其原由，主要是因為免徵證券交易所得稅之故(註一)。由於股票交易是眾多高所得進行股權及跨代財產移轉的重要工具，因此，若實施課徵證所稅政策，將使高所得者目前享受的租稅規劃屏障喪失，倘若證券交易所得不課稅，所得稅制就不完整，無法達到稅賦公平目的。政府亦可藉由開徵證所稅，獲取收入，填補目前可觀的赤字問題。因此，就租稅理論而言，證券交易所得為資本利得，應該繳稅。就體制而言，證所稅有助於社會公平，有助於縮短貧富差距。

一般而言，股票市場經常用來作為檢視是否應課徵資本利得稅的市場，而支持應課資本利得稅者的認定，若薪資、股利…等一般所得要課稅，但股票漲價等資本利得不課稅，則不僅是課稅技術不夠周延，而且也是社會公平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創造了一個逃避稅負的缺口，造成國家稅賦收入減少，也是一個租稅稽徵缺乏效率的問題。然而，反對者則持雙重課稅的觀點，而認為在股票市場課徵資本利得稅，不僅不符合公平原則，也可能阻礙市場的發展。

(二)M-M理論

根據諾貝爾獎得主Modigliani與Miller的M -M定理，如果沒有租稅的干擾，則發放股東股利與作為公司保留盈餘，對股東的獲利而言，基本上是沒有差別的；若股利要課稅，但資本利得不課稅，則對股東而言，當然是以保留盈餘的方式處分利潤較為有利，因為這樣的做法，可以使股東規避掉股票價差的租稅負擔，對大股東而言影響尤鉅。特別是公司大股東通常會以多元化方式累積財富，而將本應課稅的營利所得，轉換為不必課稅的資本利得，則是最常使用的方法之一。

在學理上，一個企業之預期價值，簡單的來說，就是該企業稅後預期現金流量的折現值。其表示方式如下：

E(V)＝E(CFt)(1-F) / (1+r)t

式中，

E(V)表示企業的預期價值。
F表示稅率。
E(CFt)表示在 t 期的預期現金流量。
r表示折現率。

2011年，假設瑞景公司於投資股票賺了一百萬元的利潤，其處理該利潤的方式有二；一是將這一百萬元的投資利得當作現金股利發放，於是股東共同分得一百萬元的收入；二是將這一百萬元保留在瑞景公司裡作保留盈餘，由於公司的保留盈餘增加，公司前景看好，股票淨值增加，在此情況下，假設市場資訊充分無誤，則瑞景公司股票價值也會上漲一百萬元。此時，若股東們將其持股在市場賣掉，理論上也可以淨賺一百萬元，而這種獲利情形與收受股利一百萬元相同；亦即利潤不論是來自公司發放股利或收作保留盈餘，對股東而言，其效果都是一樣的，因為其獲利都是資本利得的一百萬元。這種情形就是Modigliani與Miller兩位諾貝爾獎得主所發現的理論，稱之為M-M定理，主要是以兩人的姓氏字母而命名。

基本上，投資人所以從事風險管理的目的，主要就是要提昇企業的預期價值以及投資報酬。諾貝爾獎得主F Modigliani & M Miller在1958年時，於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8,1958)上發表了著名的M&M理論。該理論指出如果在一個不用課稅，沒有交易成本，每一個人都能輕易取得市場資訊，同時企業的投資政策是固定不變的情況下，則該企業之財務政策(包括風險管理)對企業價值是沒有影響力的。

此，當公司從事商業生產及投資活動時，其價值是從資產負債表左邊的科目所產生的，也就是說，是從公司主要生產活動所產生的，而非從財務活動所產生的。不管這些投資活動的資金來源從借款、發行債券、股票或保留盈餘，甚或是那一種貨幣，皆對公司價值沒有影響。亦即在一個完美的世界裡，避險跟創造企業價值是毫無相關的。

當然，現實社會與完美世界的理論不同，假如財務政策會影響一個企業之價值，則風險管理就會影響到交易成本、稅負或是公司之投資政策。一個公司之財務活動多少都會影響到公司之實際生產活動。所以財務風險不能被獨立看待，必須檢視財務風險如何影響報酬，這種觀念正是很多現代財務模型之原理，如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CAPM)選擇權定價模型及現代投資組合原理等。

(三)理論與實務

若以M&M理論來說明逃避租稅的情境，則會對國內的租稅制度產生極大的衝擊；因為從理論的觀點，若資本利得免稅，不僅使稅捐稽徵效率下降，也使得其他的租稅精算缺乏可信度。假設保留盈餘要課徵10%的稅，而目前政府由此課到100億稅收；今若取消保留盈餘課徵百分之十的規定，套用M-M定理，就會使公司以保留盈餘的方戋來達到避稅的目的，而此種民間避稅所造成的政府總稅收之損失，將超過100億元。亦即政府若不課徵資本利得稅，會使其他租稅政策的模擬估算嚴重失真，從而影響稅負改革政策的評估。

就實務而言，所有的租稅改革都必須以修法落實，因為一項項稅改建議，最後都將以一條條稅法條文呈現。法律規範貴在疏而不漏，因此，若稅法中賦予某項所得(如資本利得)免稅，而此項所得又與其他所得銜接互通，則為知法而想違法的人創造了逃稅或避稅的空間；事實上，一般人之所以會有「國內的薪資所得者租稅負擔過重，而有錢人稅負極輕」的想像或誤解，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免徵資本利得稅的漏洞。

四、資本利得與資本利得稅的爭論

在現代經濟社會中，對資本利得是否應該徵稅的爭論己久，而國際間許多國家如美國等，很早就已對資本利得者徵稅，唯許多國家對資本利得的稅率與稅收經常改變，且每次的修正或改革，資本利得大都被定義為所得，並課徵資本利得稅；但部分人士對於資本利得被定義為一般所得的看法並不認同，因而引發許多爭論，為便於說明資本利得稅的內涵，茲分為贊成與反對課徵資本利得稅，以及國際間的比較等幾個部分來做說明。

(一)贊成課徵資本利得稅

一般而言，贊成課徵資本利得稅者，其主要是根據下列的觀點，即：

1. 資本利得是一種所得

一般而言，所得定義會因理論或現實目標的不同而有所差異，而不同的所得概念會有不同的目的；若其目的是在稅收或稅賦的公平，則應是基於實際經濟行為的事後結果，而不是基於主觀的預測或假定。因此，資本利得是否為應稅所得，應該衡量個體支付稅收的相對能力；在此情況下，資本利得就像其他的個人所得一樣，即可增加投資者購買消費性商品或投資的能力，因此，理應課稅。

2. 資本利得是一種可預測的所得

資本利得是指資本商品如股票、債券、不動產等交易所獲得的利潤，而這些商品的投資或報酬，均有一定的規則可循，亦即資本利得並不是完全不可以預測的，多數的資本利得與其他形式的個人所得之間，並無太大的區別，經常被認定為一種利潤。

3.資本利得免稅易造成經濟扭曲

資本商品的交易並非一定獲利，也可能產生利虧的情形，而資本利得和資本利虧與一般所得相同；因此，若不對資本利得和利虧徵稅，亦即不將其作為應稅所得的一部分，則投資人可利用繼承方式的轉換關係，從而達到避稅的結果，且這種避稅會造成經濟的扭曲現象，無法達成經濟最適化的境界。

4.價格水準變動影響資本利得

價格水準一般是由市場供需來決定，但亦可能由人為因素所控制，而價格的上漲或下跌，對不同資產的影響通常是不同的，因為價格水準變化，基本上已改變了個體的相對經濟地位，同時也改變了一般所得的影響；因此，價格水準變化所引起的資本利得和利虧，不可能完全是虛幻的。另外，若投資人擁有資本利得，並將其再投資，則若國家經濟持續發展，且其資本利得作為一種所得資源已經超過了股息；亦即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即使從財政的觀點，資本利得是一種所得，應予課稅。

5.投資人可自由使用資本利得

一般而言，當投資者擁有資本利得時，可自由地消費或將其資其資本利得再做技資，而這種可以任意使用資本利得的做法，其與從一般所得中積累儲蓄的人，可以自由使用其儲蓄所得的做法基本上是一樣的，而儲蓄者所得的儲蓄部分，以及投資這些儲蓄所得所產生的收益，都需承擔所得稅。此外，目前所得一般都包括新的儲蓄和資本利得，並用以衡量納稅人支配經濟資源的意願與能力，因此，必須給予課稅，且不構成雙重課稅。

6.資本利得轉移必須課稅

根據實證研究，資本利得和利虧的產生與股票價格的波動息息相關，而非隨稅收而波動。事實上，資本利得無法實現，主要是人們持有增值資產而不交易，直至所有人死亡以後，就可以完全避免這種資本利得稅，因為有許多國家對遺產資本利得是不予課稅的。因此，解決或處理的辦法是消除所有可能避稅的可能性，即對持有人的資本利得之轉移，生前固然要課徵賦稅，死後也需併入資產而課徵資本利得稅。

7.課徵資本利得稅與風險

一般而言，投資的大部分收益是從一般利潤、股息和租金中獲得，與稅負的關係相對較少，因此，若稅收促進風險投資，則宜從稅收體系是否正確或完備方面來探討，而不能只考慮到資本利得稅的負效應。另外，認為對資本利得享有的優惠稅收待遇，導致投資不公平和不充分，這可下列的觀點來加以探討。

(1)可能造成逃稅行為

在現實經濟中，投資人都有權選擇是否實現，以及何時實現利得和利虧，而經濟人通常會以利潤最大化，或稅負最小化的目的，而適當安排他們的交易。因此，納稅人通常會在有抵補所得的情況下，實現利虧以減輕稅負；並在有抵補虧損的情況下，實現利得，將稅收最小化；又假設在沒有徵收遺產稅和贈予稅的情況下，納稅人若認為將資本利得和利虧排除在外，會提高個人所得稅收入的穩定性，則可不考慮利得或利虧，而直接將其資產遺傳給繼承人，用以逃避稅收。

(2)利得與利虧相抵存在著差距

長期而言，納稅人的資本利得和利虧總體上雖可相互抵消，實際上，即使是整體看來，這種利得和利虧的抵消也是存在差距的；因為某些納稅人的資本損失不能完全享有稅收豁免，而有些人則不能享受資本利得的優惠稅率。因此，若不考慮優惠稅率，則資本利得稅已經產生了實質上的效應，其中，只有一部分資本利得可以和限制扣除的凈資本利虧相抵消。

(3)宜考量間接效應

在資本利得稅的課徵中，不宜只考慮資本利得稅的直接財政效應，還應該考慮它的間接財政效應。因為若對全部或部分資本利得不予課稅，則納稅人就會通過各種途徑，將其他所得轉化為資本利得形式，藉以逃避稅收，從而導致以其他所得額作為課稅對象的所得稅收入減少。最常見的例子就是公司的保留利潤不分配，從而將這部分利潤轉化為公司股票增值，實現的資本利得；因此，徵收資本利得稅在調節經濟和財政收入方面，是會產生作用的。

8.資本利得稅對股東的稅賦影響

大體而言，免課徵資本利得稅有利於大股東逃避租稅，但課徵資本利得稅會使所有的股東，特別是小股東的權益受損，唯其有不同爭議；以股票市場為例，股價漲跌概以股市點數為平均，股票點數漲，則有人獲正的資本利得；反之，則有人獲負的資本利得。只要在課徵資本利得所得稅時，考慮到遞延虧損的扣抵，則平均而言，股民所需繳之稅負就相對有限(註二)。

再以股市下跌為例，若股民在這段期間賣出股票而致虧損，則這些因股市下降而虧損的投資人不但不必繳稅，反而會得到若干未來稅負的扣抵額。唯在當前的證交稅制度下，股民即使虧損，都還一樣要繳交易稅。兩相比較，對經常出入股市的股民而言，資本利得稅的平均負擔應遠輕於證券交易稅的負擔。唯若基於公平正義的考量，資本利得和利虧若包括在應稅所得中，是否會對資本市場造成的負效應問題，可進一步加以考量。

(二)反對課徵資本得稅

大體而言，反對課徵資本利得稅者，其主要是根據下列的觀點，即：

1.資本利得不是一種所得

在資本利得和資本利虧的認定中，價格水準變化會產生虛幻利得和利虧；亦即資本利得只是反映一般價格水平的上漲，即單位貨幣的貶值；而資本利虧則僅反映一般價格水平的下降，即貨幣購買力的增加。然而，這種轉變對於那些獲得這些利虧和利得的人，其實際所得或財富狀況並沒有改變。因此，資本利得和利虧是虛幻的；亦即資本利得屬虛幻所得，其與真正的所得不同，不能相同並論，故不宜課稅。

2.資本所得不是可支配所得

在金融市場中，價格水準和利率變化可能造成資本利得和資本利虧，而這是一種虛幻的利得或利虧，因此，資本利得不是一種真正的所得；又因資本利得和資本利虧並不符合廣泛使用的真正所得的概念，因此，資本利得並不構成一個國家整體的可支配所得。

3.資本利得僅改變帳面價值

在許多情況下，資本利得並不代表國家整體財富的增加，而僅改變其中一些財富帳面上的價值。如公司因所得稅率的降低而提高其普通股的整體市價，但這帳面價值並未增加國家的財富。

4. 利率變化不影響資本利得與利虧

在經濟社會中，有些資本利得是不實在的，僅是反映價格水準和利率的變化，而投資人的實際所得並沒有發生變化。另外，當利率發生變化時，投資者實現利得或者利虧，並且用實現所得重新進行另外一種投資時，其留給投資者的實際所得並沒有發生變化，因此，利率改變所造成的利息變化，基本上也不是真正的利得或利虧。

5.資本利得稅易產生負效應

資本利得既不屬真正的所得，則必須考量課徵資本利得稅是否合理的問題；因為若從長期的觀點，資本利得課稅並沒有財政效應；而若從總體的觀點，資本利得稅易產生許多負效應，因此，徵收資本利得稅並無必要。

6.資本利得稅是雙重課稅

基本上，將資本利得作為所得課稅，對收入者是屬於雙重徵稅。因為政府先是對未來所得的資本現值課稅，其次是對未來收到的所得本身課稅；而投資人若將其資本利得進行再投資，其再投資的所得就會承擔所得稅；而對投資人利得的本金價值也徵稅，就是雙重徵稅。

另外，如對轉讓股票實現價值的徵稅，則因一般人購買股票時，其所著重的不是該股票所屬上市公司的淨資產現值，而是該公司預期淨資產的期望值，也就是著重在公司未來的期望收益。股票價格是公司未來一切收益的貼現值，現在的股票價格是公司未來收益的一個反映，而目前股票出售者的資本利得，實際上包含著該公司未來的收益成分，對此徵稅時，已含有了對未來收益所徵的稅。但是公司的未來收益還得繳納所得稅，即使分給股東，也要繳納個人所得稅，這樣就形成了所謂的雙重徵稅。同樣的，當資本價值發生虧損，並且年度所得減少造成的應稅所得減少時，也存在著對資本虧損的雙重扣除。

7.資本利得稅阻礙投資

在證券市場上，當股票價格上漲，而資產所有者有可避免的資本利得稅時，投資人就不會實現這種利得，這使得價格居高不下；而當價格下降時，所有者為了享受資本利虧的扣除而出賣資產，這使得本來就低的市場價格變的更低，因而擴誇大了市場中價格變動的影響，這種被加重了的價格波動，降低了證券投資市場的吸引力。此外，既然風險投資有很大的程度是依賴在對異常收益的期望，而這種異常收益通常僅表現為資本利得，因此，對資本利得實施重稅，阻礙了風險投資。

8.資本利得稅缺少財政收益

在經濟社會中，來自資本利得的任何實質性淨收益，以及相關的資本利虧的扣除，從長期來看，都是可忽略的，因為長期間，利得和利虧的發生會被相互抵消；另外，若實現利虧得到鼓勵，而實現利得卻受到抑制，這使得資本利得稅缺少財政收益。

(三)以國際比較來決定是否課徵

一般而言，事實決定理論，理論分析事實，因此，稅制改革必須以理論為基礎，然而，在現實社會中，若理論與事實難以吻合，或學者專家各有爭議時，便經常以「國際比較」來做為是否修正或改革的前提，而臨近主要國家則是經常被選擇做為比較的對象。

基以國際比較的標準，則在所得稅率方面，部分業者會要求或希望將台灣的所得稅率與香港比較；由於國內所得稅率較香港為高，因而要求降所得稅；另外，在遺贈稅則要求與新加坡比較，因為新加坡的遺贈稅相對偏低，因而要求選擇台灣的遺贈稅率與新加坡比較，並要求降遺贈稅；然而，這種僅選擇對自己相對有利的項目來做比較，基本上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基本前提不同，不宜做為比較的標準，亦即若以國際比較方式來決定是否課徵資本利得稅或其他稅賦，則必須全面比較才有意義。

因此，若從廣義比較的觀點，在資本利得稅方面，因國際大部分的先進國家對資本利得是要課稅的，因此，依國際比較慣例，台灣也應開徵資本利得稅。此外，租稅制度的設計是為了整體社會的發展與公平，其背後必須有學理做依據，並有正確的行政理念為支撐，因此，稅制改革不能僅談國際比較，而不考量理論依據與事實，基本上那是沒有意義的。(註三)

總之，在財政改革中，不論是從公平正義的觀點，或從政府財政收入的看法，有關資本利得與資本利得稅的問題，應是爭論的焦點之一，唯經由前述的分析與說明，將資本利得作為所得，並課徵資本利得稅，基本上，在理論上是可以成立的。

五、結論與建議

經由前述的說明，可據以列出本文的結論如下述：

(一)結論

經由前述的分析與說明，可據以列出本研究的結論如下述。

1. 在現實經濟中，資本利得稅問題存在許多不合宜的扭曲效應，而不論是從社會「公平」的觀點，或從稽徵「效率」的觀點，亦或是政府「財源」的考量，建立一套完善的資本利得稅制有其必要。

2. 資本利得是指資本商品如股票、債券、不動產等交易時，發生收入大於支出而取得的收益，形成資產增值現象，而針對這些資產增值的利得所課徵的稅，就是所謂的資本利得稅；但對資本利得是否課稅問題，有各種不同的爭議。

3. 根據Modigliani與Miller的M -M定理，如果沒有租稅的干擾，則發放股東股利與作為公司保留盈餘，對股東的獲利而言，基本上是沒有差別的。

4. 贊成課徵資本利得稅者，其主要是根據下列的觀點，包括資本利得是一種所得、資本利得是一種可預測的所得、資本利得免稅易造成經濟扭曲、價格水準變動影響資本利得、投資人可自由使用資本利得、資本利得的轉移必須課稅…等。

5. 反對課徵資本利得稅者，其主要是根據下列的觀點，包括資本利得不是一種所得、資本所得不是可支配所得、利率變化不影響資本利得與利虧、資本利得稅易產生負效應、資本利得稅是雙重課稅、資本利得稅阻礙投資、資本利得稅缺少財政收益…等。

6. 從國際比較的廣義觀點，國際大部分的先進國家對都課徵資本利得稅；此外，租稅制度的設計是為了整體社會的發展與公平，必須有學理做依據，並有正確的行政理念為支撐，因此，稅制改革不能僅談國際比較，而不考量理論依據與事實。

(二)建議

經由前述的結論，可據以列出本研究的建議如下述。

1. 資本利得稅問題存在許多不合宜的扭曲效應，宜從社會「公平」，稽徵「效率」，政府「財源」等考量，對資本利得稅的問題加以研究，並建立一套相對完善且可行的稅賦制度。

2. 稅制改革不能僅談國際比較，而不考量理論依據與事實需要，否則沒有意義。

3. 對資本利得是否課稅問題，有各種不同的爭議，贊成及反對課徵資本利得稅者各有其理論依據與現實考量，建議政府可以朝課徵資本利得稅的方向來做考量，其原因如下：

(1)配合國際潮流：國際主要國家大多課徵資本利得稅。

(2)提升稅制效果：若不課徵資本利得稅，各種租稅效果的模擬可信度減低。

(3)造成逃稅效果：若不課徵資本利得稅，將造成更多避稅甚或逃稅的方式。

(4)保護股票投資人權益：考量課徵資本利得稅，但免去交易稅，則一般股民租稅負擔應是相對有利。

註釋

註一中央社(2010)，欠稅大戶積欠1308億，中央社(2010-04-30) http://n.yam.com/cna/fn/201004/20100430097435.html

註二依照會計原則，目前在計算遞延所得稅時採用的為「資產/負債法」，所稱遞延所得稅資產，即由於暫時性差異的發生，而能於未來迴轉時節省之所得稅，類似於將來應收(節省)的所得稅，而遞延所得稅資產產生的原因主要有可減除暫時性差異、虧損扣抵，以及所得稅抵減遞轉後期等三項。亦即遞延所得稅資產就是取得未來可以抵減所得稅的權利，因其具有未來經濟效益，故列為資產。如公司虧損100萬，則依所得稅法規定，公司有虧損，得於以後有課稅所得年度(五年內)扣抵所得，也就是說,100萬*25%=25萬,將可在五年內抵減所得稅，而這25萬因為具有未來抵稅權利，具資產的性質，因此，稱之為「遞延所得稅資產」。

註三世界主要國家如美國、香港及新加坡等，對資本利得都課徵資本利得稅，不過並非所有資本利得都要課徵相同的稅負，而是視其所得性質課徵不同稅負。如美國將資本利得依持有期間長短而有不同稅率；香港對投資人出售有價證券，不構成在香港從事業務之一部分者，免徵利得稅；新加坡則以經營投資事業為專業之投資人為課稅對象，其餘免稅；南韓則對個人從事上市股票之交易所得免稅；大陸對個人股票交易所得並未課徵所得稅；亦即各國課徵資本利得稅並非針對所有資本利得，還要考量所得性質及政策目的，以兼顧租稅公平及經濟發展。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