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效孔
工業總會最近在會員大會上表示，堅決反對「加薪四法」，並認為有違公司治理原則。工總代表的是企業的資方，依照新古典派經濟學理論，非完全競爭行業的資方，實際上所支付勞工的所謂「市場薪資」，通常低於由勞動供需所決定的「均衡薪資」。
產業的競爭結構很難在短期內改變，因此提高企業的勞動需求，或是壓抑勞工的勞動供給，就成為提升勞工「市場薪資」的兩個途徑。
對現有受僱勞工無條件加薪，或是依現行薪資增加僱用，都是企業勞動需求增加的表現。政府和社會各界對此呼籲以久，始終不見勞動需求的提升，所以只剩下供給面的手段。
「加薪四法」主要內容在於加薪或分紅，實質上是在提高企業的勞動僱用成本，效果上很像是政府替勞工做出壓抑勞動供給的動作。雖然壓抑勞動供給也會降低就業量，但是整體的勞動需求彈性不高，企業不會因為僱用成本溫和上升，就轉而以外勞取代，因此影響不會太大。
從另一方面來看，勞工加薪之後會增加消費，內需性企業營收增加後，也會進一步增加對勞動的需求。日本企業在安倍首相的敦促之下，在今年「春鬥」薪資談判過後紛紛調薪，日經指數也在盤中一度升破2萬點。
熱心社會運動的青年知識份子，最近積極參與旁聽政治性法案審查，對於可能為廣大勞工加薪的法案，或許也應在比例上投注更多的關懷。
有些勞工團體認為，「加薪四法」宣示性大於實質性，但是談到如何落實勞工加薪夢想時，卻只會說應「正視造成台灣勞工低薪的根本原因」。
固然人人都可批評政策，但更重要的是，在批判之餘所提出的解決辦法，要能夠像柯P面對台北市違建罰則時所說的，「要可以執行」！
標準普爾信評公司在2015年國家主權評等報告中，肯定台灣的長期信用評等，因為台灣對外淨資產部位強健，民間部門也充滿活力。國際貨幣基金會以物價調整後計算之人均所得，預估台灣在2015年將排名於第19名，到2019年時會上升到第13名，超越瑞士及挪威以外的所有歐洲國家。
縱使國際上對台灣經濟實力肯定，台灣的所得分配程度，卻在世界排名低居第57名。由此可見，表現優異的台灣企業，不論是在能力上或是道義上來說，都應該由政府協助低薪勞工，得到辛勤付出的果實。
更重要的是，青年知識份子，應將對政治議題的熱情，分流一些到有助加薪的公共政策上，畢竟青年是低薪的最大受害者。
(本文轉載於104年4月13日經濟日報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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