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6年OECD發表「知識經濟報告」，認為以知識為本之經濟即將改變全球經發展型態後，「知識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ic）已成為當前熱門的話題與時代精神，「知識經濟」一詞的正當性儘管尚未獲得嚴謹的學術性檢驗，其欲呈現的精神實值得進一步深究。就筆者觀察與瞭解「知識經濟」概念急欲表達當今經濟的推助力已不再是有形的資產（如機器、設備等），而是諸如專利、服務、技術及知識等之無形資產，而「知識經濟」是指直接建立在知識與資訊的創發、擴散及應用上的經濟，知識創造、分享與應用的效率已高過土地、資金等傳統生產要素之上成為支持經濟、發展之動力。我國陳水扁政府上台後也趕上這股風潮，積極推動「知識經濟發展方案」，在此本文擬從反省的角度探討其得失並提出些許建言。
我們不能忽略知識經濟概念的基本前提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的競爭邏輯之上，欲發展知識經濟，其國家體制必定是偏向民主自由政體，並能夠接受專利、智慧財產等價值，且願意納入全球化競爭體系中。值得注意的是知識經濟在全球化機制運作下，造成政治經濟化，經濟政治化的效果，政府與經濟的關係被推上史無前例的密切程度，使得政府在傳統角色扮演的選擇空間愈來狹隘，自主性也愈來愈小，政府推動知識經濟似乎成為必要之路，但與知識經濟強國相較，郤可能得不到任何競爭優勢甜果。其次，知識經濟的落實，有賴國家整體結構與政府治理模式朝自由主義經濟體制作同質性調整與發展。許多施行資本主義制度之民主先進國家，在發展新治理結構時，逐漸形成一種足堪發展中國家學習的「治理典範」，例如，A. Kazancigil認為國際組織所主張之好的治理結構是以執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neo-liberal economic policies）為準備，站在國家發展的角度，好的治理應該是著重效率、良好財政、巿場導向、減少干預、私有化、民主、分權化、責任、透明、公平、正義、法治、公民與社會經濟權利，又如世界銀行之定義，認為「好的治理」是指「社會中關於社會及經濟發展的資源管理中，對政治權威及控制之運用」。在此趨勢中，最大的一股促進力量恐為國際金融機構或國際組織之推波助瀾，例如，「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OECD與IMF之倡導。在後冷戰時期，許多國家面臨財政赤字困難及社會安全政策不彰情事，1980年代這些危機影響了OECD成員國，公債的龐大壓力，促使這些政府開使追求提高效能，並開始向企業學習好的管理方法，許多成員國開始大力推動民營化政策，加上走發展主義路線之拉丁美洲與非洲國家，受累於國家不合理的權威運作、腐敗、無能與過度負債，亦激起了新自由主義之漫延。此外，受經濟強權國家支持之IMF與世界銀行，沿著極端自由路線急切執行許多結構調整計畫，以協助各國實踐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國際金融機構持續以其所界定之「好的治理」作為貸款條件，以正當化其強加於許多難以配合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管理措拖國家之政治條件。而且，長久以來普世對無效率與高度惰性之國際組織（如聯合國）的幻減，亦興起了以建構理想型「治理結構」作為「一統天下」之企圖，於是開始向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尋求資源，尤其是被視為更具效率、較少官僚氣息及對變遷較敏感之經濟機構。許多西方國家也致力於利用非政府組織去執行政府資助的人道主義政策。這些改變提供了OECD國家之國際合作與日趨互賴的機制，並弱化傳統國家主權之概念。由1965年代許多社會學家預言之「意識形態的終結」（end of ideology），顯然在資本主義巿場成為全球霸權後實現了。Fukuyama在所著「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亦論及一種基於資本主義巿場優越、自由民主原則與現代化社會組織之全球共識之出現。
必須提醒新政府的是，全球化的深刻意涵可能是資本主義的普世化、弱肉強食叢林法則的再正當化，此外，跨國企業的影響將凌駕個別政府，國家的自主性逐漸消失，部分國家政府將更難保障立國精神與特殊國情需求，例如我國加入WTO以後，政府如何在公平正義原則下，處理龐大的農民失業問題？而且在知識經濟發展下，傳統產業將何去何從？因此，本文必須提醒，在一遍全球化的呼聲中，政府有責任深切反省我國真正的競爭優勢與內政角色的堅持；例如，可以SWOT分析途徑，找出我國的相對強勢、弱點、機會及威脅，才能在全球化競爭者取得競爭優勢；其次，基於政府的責任，如何在公平正義原則下保障在知識經濟遊戲規則下之競爭弱勢者，並兼顧在我國特殊的政、經、社、文背景下，於全球化競爭遊戲中保有一定的國家自主性。
在一個強調知識擅場的時代，知識的效用只有在「善於管理」的前提下才能發揮，因此，「知識管理」使成了「知識經濟」時代的實戰課題，人類早期的知識創發也許就像牛頓發現萬有引力般的隨機，但隨著教育的普及、電腦網路科技的進步、人類資訊與知識的取得成本降低，加上政府與企業有計劃地投入研發工作，增加了知識創造的「可控制性」；另外也由於智慧財產權觀念的確立，知識正式成為商品，商品首重流通與應用，因此，分享體系的建立自有其必要。再者，知識如何保存與修正創新，亦是知識管理的重要環節。如欲加入全球化知識經濟運作體系中，國家在知識管理的能力將成為重要的致勝因素，其中較具挑戰的是政府如何將源自企業的「知識管理」概念運用到整體國家治理的架構上，例如，除了調整治理模式以利企業競爭發展外；必須回答一連串的問題，例如治理國家的知識是什麼？這些知識如何取得？這些知識如何分享？這些知識如何應用？如何儲存與更新？
此外，在知識經濟與全球化的運作機制下，政府與民間的分野必將模糊化、各國內政必將逐漸國際化，跨國的資源流動勢必更為頻繁，民間參與公共事務之機會勢必日益增多，傳統部門分野或相互抗衡的舊觀念將逐漸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尋找各動主體共同的溝通基礎－「知識」，並以知識管理為社會各部門整合的中心，因此意識形態、偏見、歷史恩怨恐都必須退位。
最後，政府必須嚴肅面對知識經濟可能帶來的苦果，並且須有「善後」的能力，知識經濟是西方經濟強權國家在全球化基礎下走出的道路，尤其美國是過去近十年的經濟榮景便是以知識經濟取得優勢使然，目前知識經濟的苦果已漸漸浮現，尤以知識貧富差距加大最為明顯，國內學者曾以新竹科學園區之高科技人員之品紅酒文化，與園區外建築工人之嚼檳榔文化作為對比，反映出就業人口兩極化的嚴重問題，因此各先進國家早已思擬對策予以因應，例如新加坡政府以極為貼心的措施，派出免費公車至各國宅載運老年人至政府單位學習上網，以落實知識利益全民共享的原則，實值得我國政府深思，尤其當我國被動因應國際環境變化時，若只一味跟流行而缺乏反省能力，則終將落入政策時間差的宿命。
陳水扁政府上台後即積極推動知識經濟發展方案，但檢視我國目前各項軟硬體設施仍嚴重不足，建議未來政府在推動知識經濟政策時應加強以下努力：
1.政府須涵養統合能力以增進知識整合，並培養全球化視野。知識經濟時代強調以知識為主體之治理模式，由上而下之層級統治或計畫性經濟並不利知識經濟的發展，經由各行動主體目的性之有機結合，才能使知識發揮效果。故政府提供一個寬鬆的治理模式，降低意識形態堅持，增進統合能力，以發揮「統而不治」的精神更為重要。知識經濟時代的國家領導人，其知識的掌握及開放的人格是兩大特色，必須掌握全方位資訊與知識，並察納雅言修正自己。在增進統合能力方面，首重透過政策網絡（policy network）功能的發揮，使各次級網絡先行有機聯結與資源整合，並加強溝通及協商能力。甚至政黨合作或聯合政府都是可能的議題，知識經濟時代跨國的知識流動（企業、資金、技術、人力）必定加劇，政府必須培養國際視野，加速國際化腳步、消除貿易壁壘、確立智慧財產權制度。
2.政府須增進制度的誘因以利企業精神與知識的創發，並建立國家創新體制（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知識經濟時代首重知識的生產。人類歷史的發展或企業的生存競爭，皆是一連串的創新所促成，創新的動力來自建立一塊誘因豐富的沃土，及勇於冒險與承擔責任的企業家精神，故政府首先應充分將僵化的制度彈性化，增加民間行動的主導性，其次政府必須建立良好的誘因結構，以誘引公務員知識的創發。在創新體制方面，須結合各種知識、管理技術及資金，使企業創新能力得以落實。並協助研究成果之商品化，及建立創業投資資金市場以取代傳統商業銀行融資角色。
3.政府必須調整產業政策，並健全網際網路應用之基礎環境。政府必須進行全面性產業升級調整、培養下一代策略性知識產業（如資訊網路科技、生物科技等）、更新水、電、油氣及電信服務等基礎建設與金融環境的電子化、自動化。加速寬頻網路建設及電信市場開放，加速網際網路相關法規及制度之建制。
4.政府須解除管制以利知識的生產，並促進公、私部門互動：解除管制主要奠基在民間行動者是深具經濟理性的，只要法規的鬆綁，民間行動者的理性智慧自然得以伸展，知識的創發更具可能性。故公營事業民營化是必須要走的路。此外，解決公共問題的知識是在各行動者間（政府、民間企業、非營利組織）所共享的，促進公、私部門互動，不僅可以有助解決公共問題、增加雙方經濟收益、解決財政困難等，另外亦可藉由合作議題之創造、增加公、私部門的互動機會。
5.政府須累積公、私部門信任之社會資本，以利知識的分享。 C. Leadbeater在名著「知識經濟大趨勢」（Living on Thin Air）中指出：知識經濟時代的倫理首重「信任」，信任在知識創造與分享整合上扮演極重要角色，尤其在全球化、高度分工與網絡時代，信任可以作為合作的潤滑劑，並減少交易成本，大部分的歐洲國家、日本、美國等屬於社會資本（信任）高度分配國家，就產了許多以自組織方式呈現之複雜組織網絡，如策略聯盟、大企業財團、合資等，也奠定了公、私部門各種可能之良性互動基礎，在國家長期經濟發展上有較大之助益，尤其未來我國朝野間的互動應朝協合的方向加強。
6.政府須維持社會公平與正義，發揮人文精神。有人以後現代、資訊時代、後工業社會或知識經濟時代來反映這個時代的精神，僅管名稱不同，但當我們撇開經濟的角度，會發現上述概念皆隱含對人文精神的肯定，做為國家或組織成員的個人，不應只是國家或組織達成目標的工具，人應該是終極關懷的目標，人擁有技術與知識除了是成為組織網羅的主因外，也是現代人生活的尊嚴所在，美國1950年代興起之「人群關係」理論，主張人際和諧與民主關懷，雖標榜人文精神，但後來仍被批評為「母牛社會學」，亦即透過行為科學研究結果，發現如果對員工施以「小惠」（例如民主與激勵），則員工的生產力會大增，因此，員工仍舊被視為提高生產力之工具，而未成為終極關懷的目標，就如同日本許多牧場給乳牛聽音樂，只不過希望增加牛乳產量。同樣的，知識經濟的時代雖極力強調人在知識管理循環中的重要，包括知識的生產、分享、應用、儲存及修正等皆以人為中心，但仍須注意知識經濟時代所謂的人才，仍是偏向少數產業中的高科技人才，這些人的價值在於具有可產生高度商業利益的技術與知識。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價值是「可取代」的，一但江郎才盡，也許被組織棄如敝屣；此外，我們必須瞭解，雖然人力素質向為我國競爭力所在，但我們不能忽略在人力結構的金字塔底層仍有為數眾多，且在知識經濟時代被邊緣化的勞動階級，這些勞動階級的生活除了有賴政府編織完整的社會安全網保障外，政府如何加強對其訓練與教育，使其保有工作機會與經濟生活尊嚴，並正視知識經濟時代可能擴大之知識差距及貧富差距，確保知識取得之公平及落實全民受益，才是政府在知識經濟時代的神聖使命。
王健全
(
2018年8月20日 12:53
)
林昭禎
(
2010年5月5日 15:34
)
王順民
(
11月22日 15:13
)
劉新圓
(
2007年10月4日 15:04
)
謝明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