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考證，「稅」的英文字「tax」係源自拉丁文「taxo」，本身就是「痛」、「必須忍受」的意思。納稅雖為憲法規定人民應盡義務，然納稅人繳稅會感覺痛，為政者絕對不容輕忽。法王路易十四的財政大臣柯爾伯特（Jean-Baptiste Colbert）曾說：「課稅的藝術有如拔取鵝毛，要獲得羽毛最多，又能要牠痛的叫聲最小。」這至理名言完全合乎現代租稅設計理論，在追求稅收效益最大，而又使社會付出成本最小。
課稅的起源，主要來自國家或統治者的財政需要；若是人民所付代價使其生命財產受到保護，享用各種公共財服務，合乎「自願交換」的受益原則，可謂兩相情願之事。然而許多時候並非如此，政府或統治者強制人民攤派稅捐，人民並非心甘情願繳稅，當然會嚴重影響社會安定性。
觀察人類歷史，一個王朝或政權的覆亡，影響因素雖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為了供養王室、官僚體系、軍隊，支出已經浩繁，再加上政治腐敗、橫徵暴斂，揭竿而起就難避免。例如中國秦末、隋末、唐末、明末農民起義，多與苛捐雜稅太重，超出人民負荷所致。西方國家人民革命，也是為了追求課稅的公平合理，例如1215年英國大憲章，主張課稅必須經過人民同意，限制國王的徵稅權；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確立未經議會同意不得徵稅的主張。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及戰爭，係因當時英屬殖民地的北美13州，不滿英政府強行徵收茶稅、印花稅等而起。1789年法國大革命，發表人權宣言，起因於神職人員和貴族享有政治與經濟免稅特權，中產階級及農民卻要繳納重稅所致。基此，稅雖為「必要之惡」，但絕對不能過度及不具正當性。
稅收當然是維持國家運作最重要的財源，但要人民覺得負擔合理。稅率不能訂得太高，「殺雞取卵」反而得不償失。此種概念表現在現代課稅理論上，就是「拉弗曲線（Laffer curve），稅收與稅率間呈現「倒U型」關係，稅率高到某一程度，物極必反，稅收因而減少。其中逃漏稅、經濟活動萎縮均是成因；若是抗稅或揭竿而起，那是已到難以忍受地步。
其實，政府為了充實府庫收入，往往會有創新之舉，尤其在戰時國家面臨生死存亡之秋，人民的租稅容忍度較高，提高稅率或開徵新稅就易於推動，以期支援戰費，保障生命財產安全。例如英國首相皮特（William Pitt）為籌措對拿破崙戰爭之軍費，在1799年首度開徵所得稅，屬於對有錢人課徵的富人稅。美國在1862年南北戰爭時，亦一度開徵所得稅。觀察許多國家開徵所得稅的歷史，也多與籌措戰時財源有關，同時也合乎受益及量能原則。
美國開國元勳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名言：「繳稅與死亡是人生無法避免的兩件大事。」雖然「人生自古誰無死」十分明確，繳稅無法避免有時則有商榷餘地，但也產生種種扭曲之舉。例如：1696年英格蘭王威廉三世基於豪門巨室窗戶較多，決定對窗戶課稅，卻造成許多房子將窗戶封閉以避稅。17世紀時之荷蘭，曾對房子的寬度課稅，其結果是房子蓋的又窄、又深、又高。古今中外對於鹽、糖、菸、酒等課重稅，必然造成逃漏、走私猖獗。凡此種種，十足驗證課稅規避與行為扭曲的威力，也凸顯課稅務必合理，並且考慮納稅人的行為反應，採取有效防制措施。
「舊稅即良稅」或許是阻礙改革的藉口，有時卻顯示其有相當的競爭力。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史蒂格勒（ George J. Stigler）的「生存檢驗（survival test）」準則，說明能夠存活下來的企業規模是具效率的；此可說是達爾文（Charles R. Darwin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物種演化論在產業競爭上的運用。若將「生存檢驗」概念擴大運用到財稅上，能夠長久活存下來的稅，絕大多數是好稅；至於經由客觀成本效益評估而值得推動的稅改，也不應受到利益團體壓力而躊躇不前。
專制時代人民稅負過重會引起革命；民主時代受民意制約，政治人物為了爭取選票，問題就大不相同。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肯南（James. M. Buchanan），在其大作《赤字中的民主》（Democracy in Deficit）指出，政治人物為了爭取勝選，該徵的稅不敢徵，卻不但擴大支出（例如社會福利），拼命減稅，其結果必然是財政赤字、債留子孫。如此所呈現的福利國家危機，實乃當前各國財政所面臨的重大問題，如何突破？考驗各國政府的智慧。
(本文刊於2018年5月22日中國時報觀念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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