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理及原則：
制定法律及政策時，除了考量成效問題，乃應更優先考量該法之設置、其政策手段，在法律面向上是否合適。這類的探討問題，至少有下列四個面向：
1. 法律目標與憲法、法學原則、其他法律的相容性：新設立法律及政策，需考量是否違反更高層次的憲法、大法官解釋、較上位的法律。並且，也應考量該法律目標是否合於憲政體制之下重要的原則。舉例而言，《檢肅流氓條例》立法過程中，顯然太強調治安目標，而忽略考量該法是否牴觸正當程序的種種規範，以致該法造成許多侵犯人權的情事，最後被宣告違憲。
2. 一法律與其他法律的連動關係：在法律體系之中增加某一規範，可以思考另立新法或是增修舊法，然應考量各法律的完整性與整體性：密切相關的事務避免數個法律分開規範，也應避免一個法律之中包涵相關連性不強的內容。並且，增修某一法律時，也應考慮相關的條文，避免重疊，甚至發生抵觸。舉例而言，本分開立法的《國土復育法》與《國土計畫法》，最後決定合併為一個法案，應是合適之舉；蓋國土計畫之中，本來就應該考量國土復育區域，並不需要分立二法。
3. 法律概念的明確與正確：一個法律規範事項及重要概念應予釐清，並應與其適用的政策工具、裁罰手段相互配合。舉例而言，陳淳文教授即曾指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中利益衝突未迴避行為，應該是未避嫌的行政失誤，而不是貪瀆的刑事案件；而現行法律課以當事人近乎刑責的高額罰金，其實並不合理(朱新民等，2009)。
4. 法條規範應明確：法條之規定，應使受規範者及執法者得以明確了解判斷及行動之原則，如此，民眾才知道如何避免觸法，執法者也才了解如何審判。舉例而言，《檢肅流氓條例》，對於「流氓」即未能明確定義，導致警方執法過於浮濫，引起許多侵犯人權的事件，即是借鏡。
二、手段及措施：
上一個部分探討的內容，主要是法律學上原則與邏輯的討論。這一個部分，將討論的是法律及政策施行前，可以社會科學己知學術成果，審視其有效性問題。蓋法律、政策，皆是為了改變人們的行動選擇。一百年來，社會科學發展已經留下了許多文獻和學說，預測制度設計對人們行動造成的影響。就立法事務而言，可使用的方法及其內涵如下：
1. 理性選擇方法：立法者應就法條規範內容，思考法條設計是否讓人可能循隙取得不當利益、迴避應受的監控、懲罰，或者反而造成某些人在無辜的情況下被視為犯罪。例如，政治獻金法的規範，如果留有漏洞，未能禁絕檯面下的獻金收受，則官商之間見不得光的金錢往來，則勢必難以杜絕。
2. 文化人類學方法：文化之中的理念、規範、象徵符號，乃是塑造各人行為及決定的重要力量。立法者應考量某個法律或政策方法介入時，是否會改變文化中的理念、形成新的規範、甚至改變某些符號象徵的意義，並進而影響人民的行為。例如，貪污治罪條例中，增訂不違背職務行為收賄罪，就很可能對社會風氣及習慣，造成重大影響。
3. 社會心理學方法：社會心理學近二十年來，探討環境及社會變數，如何對個人的行為和選擇造成影響，成果十分豐碩。尤其對於誘因、禁制模式的設計，是否造成意想不到的副作用，該學科有許多實驗及探討。例如，監獄行刑法，如何規定，可減少人犯、管理者的不法行為，造成積極正面的行動及心理改變，即是相關的議題；或者，如何定訂性侵害防治法，才能最有效地避免發生性侵害案件，或是矯正原本犯案者，皆可考量社會心理學方面的學術成果。
4. 成本效益方法：立法者在設計用某種政策措施達到其預期目標時，應該衡量所使用的金錢、人力、器材等成本，並與達成效益之比較。需注意的是，此方法其實難以周全，許多成本及效益不但難以貨幣化，外溢及擴散之成本及效益更難以評估。此方法雖有其科學基礎，但實際操作上，某部分仍仰賴主觀判斷及思考論述。
5. 組織設計分析：無論法律對公部門機關賦予的是判斷、監督、諮詢、服務，或是規劃之責，都需要專業人力的配合。是以，立法者需考量執行機構之人力配額、人力素質、權限給予等是否充足，並且與其他機構權限及專職交疊情況是否釐清。甚至，應考量執行機關與政策標的團體與執行機構彼此的親近性及互動關係。
6. 配套措施分析：立法者應考量，欲輔助達成政策效果，並避免副作用/負作用，是否應有相應之措施規劃，並在法案中加以載明。並且，如果法律中要求執行機關規劃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亦應清楚載明內容、目的、範圍，以避免執行機關擬定行政命令時，以過分嚴苛的規定傷害民眾權益，或是因太過寬鬆抽象而無法達成政策目標。
三、執行成果探討：
上一個部分，乃是依既有的學術知識，預測某法律是否有效益。然而，如果該法律，已國內，或在其他國家施行，則其成效之評估，至少可考量下列項目以進行評估：
1. 比較他國的成效及立法內涵：其他國家施行某一法律的成效若好，當然顯示我國也可嘗試仿效，然而，也應考量兩國之間相關制度和文化是否相似。如果相似的政策，在我國施行成效遠遜於他國，則可透過比較制度規劃差異，了解我國可能改進的方向。
2. 國內法律執行成效評估方法
o 指標量測：許多政策目標，乃有具體的統計數據或是檢驗結果，可以了解政策實行的結果。例如，環保法規是否有效的相關指標，當然是空氣中或是河川中污染物濃度；而刑事治安法規的的指標，可能是報案件數、破案率等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指標都只能量測某政策目標的某一面相，可能有所偏誤，甚至可能使執行法律的人行為被扭曲，這些都應納入考量。
o 標的團體或一般民眾感受及經驗：由於任何的量測與指標，都可能有所偏誤，而且都只反映政策目標的某一個面相，因此，民眾親身的經驗、感受，尤其是標的團體、專業人士、政策關係人是否感受到改善，皆應該納入考量。
o 審訟過程分析：審判時法官、律師，以及涉及訴訟的各方(如檢察官、被告等)，對法意、犯行是否有共識，而法官是否感到易於適用及判決，應是評估法律成效的重要因素。如果各方對法意理解出入甚大，或案件中當事人普遍對法律及判決感到不滿，也應顯示該法價值有爭議。
o 判案結果分析：審視判案的結果，可分析依該法作成的判決，是否是制裁到犯意明顯，惡行重大的對象，或者，只是裁罰到微罪及過失犯行。如果該法目標是制裁和防杜某種惡行，而專業人士都認為該惡行可謂層出不窮，卻鮮少裁罰真正破壞秩序者，也是該法成效方面的缺失。
3. 社會及文化成果
o 一般民眾/標的團體對於此法律之認知程度：若法律之規範，愈為一般民眾知悉，使民眾知道如何行為、選擇，以避免觸犯，則亦是該法之正面成效。
o 標的團體/專業團體之支持及配合程度：一法律在各相關專業群體或標的團體之中，得到愈廣泛的正面評價，則可顯示該法有發揮較大價值。
o 與此政策目標相關價值議題、文化習慣，是否有所變遷：如果一個法律訂定後，連帶使相關的文化、價值觀有所改變，則顯示該法有較大的效益。
4. 執行機構實況分析：
o 執行之作為是否全面、是否完整：法律所規範的事項，政府監控、執行的程度愈低，則可能引起民眾投機僥倖的心態，或是根本為民眾所漠視，此亦是降低立法效益的因素。
o 組織間配合及溝通情況，以及組織內分工情況：評估者法律者應訪問該法相關的執行機構，了解各機構是否認為權責區分明確，並且可以妥善合作及協調；合作情況愈好，也顯示該法落實執行較順暢。
o 執行者經驗：如果執法機關在執法時，通常能順利進行，較少受到抵抗，也較無工作超過負荷、無法勝任的狀況，則表示該法的制定較為合理。
結語：
本文所提出的評估架構，並非針對特定種類法案加以設計，乃是希望此架構在適用上較具彈性。然而，評估各別法案，仍賴進行評估的當事人，就其法規本身的性質與內涵，靈活規劃評估內容。蓋評估政策和法案，實無既定完備或百分之百整全的方法，而是需要當事人，就所評估的法律，展現其創意、洞見、巧思，就各別法案，挑選合適項目，甚至發展合適的方法，以進行有意義的評估。
並且，上述一系列複雜的分析論證，可能不會得到一個簡單的答案：某個法案好，或者不好。立法分析檢討過程涵蓋面相愈廣，愈容易得到相對複雜的結論：某些方面充足，某些方面有待修改，或某些成效不良乃是源於執行層面。評估法案時，也勢必不能迴避檢驗其執行過程，執行組織。這些分析，除了讓分析者得到更充實的分析成果和政策建議內容，也將幫助分析者排除與立法條文無關的因素，進而更準確地評估該法律的價值。
參考資料：
朱新民等，2009，《陽光法案立法及執行成效之比較研究》，研考會研究計畫
王順民
劉新圓
